有新就有旧，所谓旧人文主义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反对神权束缚，追求个***；反对等级观念，追求自由民主；反对蒙昧主义，追求理性至上……

总而言之，便是“以人类为万物之尺度”。

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

一开始新人文主义只是一种文学批判理论，主张文学应恢复以“适度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倾向(包括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思潮)会牺牲美的全部含义，应该加以否定。

后来就扩大到了文学批判之外，他们批评了近代西方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带来了道德沦丧和人性失落，呼吁节制情感和欲望，恢复人文秩序，

简而言之，伦理道德才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而这个理念非常符合儒家“克己复礼”的这个说法。

所以，一方面就如同吴宓所言，白璧德非常推崇儒学。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生长于浙江宁波，所以他“对中国有一份偏爱“。他意识到“中国必须有组织，有能力，必须具欧西之机械，庶免为日本和列强之侵略”，“中国亦须脱去昔日盲从之故俗，及伪古学派之牵锁”。同时他也提醒“中国在力求进步的同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

另一方面他的中国学生们对于新人文主义那是如获至宝，奉如圭臬。

而受到他影响的民国大师除了哈佛三杰之外，还有梅光迪和梁实秋等人。这帮人便是在二十年代和《新月》派齐名的《学衡》派。

日后王国维、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等大牛人也会加入进来。他们便是第一代的“新儒家”。

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一下，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帮人会如此热情地拥抱新人文主义了。

拿吴宓作为例子，作为有志于救亡图存的赛里斯年轻知识分子，他原本留学是想要攻读化工专业。不过他可是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清华学堂校长周贻春认为他学理科太可惜了，建议他去美国学英国文学。

而当他来到美国之后，中国留学生听说他是来学英国文学的时候，均以怪物和废物视之，让他感到压力山大。

在这个时候吴宓遇到了中国第一位留美文学博士梅光迪（1890-1945年），此君不但是胡适的徽州同乡还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上的死敌。正是他把吴宓介绍到了白璧德门下。

好了，一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本来已经非常痛苦地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现在他遇到了一位知名的哈佛教授，告诉他你们中国文化其实很行，甚至比现代西方主流思潮都要行……

这位中国知识分子会怎么想？

于是这帮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自由派中的保守派，他们把新人文主义与东方的儒学进行比较和融通，在国内大肆宣扬。

这些“新儒家”们真心地认为这才是既能救亡图存又能保存传统的不二法门。

这下知道这帮人为什么留学欧美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回来之后居然成了国学大师了吧。

1922年1月，梅光迪和吴宓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马上就和胡适和鲁迅等这些新文化运动干将展开了论战。可想而知，其中活到49年之后的全都成了大右派。

因吹斯听的是，推崇复古的《学衡》派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死灰复燃，被第三代“新新新儒家”所继承。后来南京大学还有了一个“学衡研究院”，出了一本《新学衡》杂志，提出了“全球本土化”这个命题。

其实真正的第三代新新新儒家还算靠谱，再怎么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东方某大国，这也是能和马克思主义和*****派分庭抗礼的三大主流思潮之一。

不得不说，新新新儒家的存在还是合理的。假设一个人的屁股实在没办法坐在无产阶级这一边，而此人的脑袋又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好主意”，那这位也只好随那些大师而去了。

不过打着新儒家幌子的什么“读经派”，什么“女德派”，那才是不知所谓，堪称是群魔乱舞。

总结一下，新人文主义在1922年传入中国之后深刻地影响了自由派中的传统派，新儒家由此诞生；在此之后，一直有人在做把儒家现代化的尝试，这就有了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新新儒家；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新人文主义依然是第三代新新新儒家的理论依据。

说完了《学衡》派和新人文主义，那就要说说我们袁大师的立场了。

在民国思想领域有三股取向分明的文化思潮，那就是最左的激进主义和最右的保守主义，还有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自由主义。

袁燕倏现在也只能选择自由主义，而且按他的本心来说，要当自由派那就要当自由派当中的激进派，也就是*****派。

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和哈佛三杰们凑近乎了吧，道不同不相为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