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原也就明白，她为什么对人要求那么苛刻，为什么滴酒不沾，为什么厌恶别人吸烟。

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蜕变的。

在那条浑浊的河的对岸，她提着湿了水的裙子走上来，居然不沾一抹土，不带一根草，回到了从前的学校苦读。拿了学位以后，她还成为第一个到那个著名的白房子去实习的中国女生。在那个莱温斯基实习过并制造了“拉链门”的地方，隔着坚硬的落地玻璃，仿佛可以看到一河之隔的黑人区，与她一夜情的香蕉男孩子依然在那边的酒吧喝着芝华士，在街头跳着hip hop，然后一路吐着腥臭的胃液，半夜回到肮脏的公寓。

周而复始。他们从此不再相见。

那5年，是一个女孩向女人过渡的尴尬时分。无人想象舒儿是怎么咬着牙，史坦福德、洛杉矶、华盛顿、纽约，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游走。最后她还是游回了中国，变成一副很荣誉的样子，让所有人看到的舒儿，已不再是曾窝在唐人街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抱着孩子计算着日子的样子。

舒儿当然不会回上海去找她从前居住过的老房子，那儿只有她不想见的老爸和继母，还有继母的儿子。她也没有去英国找妈的冲动，和妈的相处她一直很冷静，从没有牵扯到钱银关系。老妈生日了，她就寄个不太贵重的小礼物。5年里她们才见过两次。她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是对被叫做妈妈的这个女人当年的抛弃放不下怨恨。如果不是自己也当了母亲，她连那些礼物也不会寄。

就这样，淡淡的。这份客气，在别人眼里冷飕飕的。

方原好奇舒儿为什么最后会来到海城。这个城市她同样无亲无故。舒儿撇着嘴说，她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亲友，她只需要挑一个靠海的、适合她居住的城市。在这个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她以往的积蓄和现在的收入，能够让她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质素。

跟一个租回来给孩子当“爸爸”的人说这些，舒儿也是情非得已。

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落寞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单身母亲。波比的样子令她越来越焦虑。焦虑让她失去了原有的从容，原有的自信。还有最近一场官司的失利，更令她沮丧不已。

她说，那是一场为自己而打的维权官司。一楼的邻居养狗，狗不时在静夜里大叫几声，令原本心情欠佳的她感到莫名愤怒。为了取证，她跑到楼下侦察，发现那人居然还在自己的小花园种蔬菜。从她专门买回来的15倍望远镜里，她发现，他们家的韭菜和白菜长得居然比她家的茉莉和玫瑰要好！她由此推出：这些菜不是施了农药，就是人体肥料。她认为，这两样东西，在一个高尚小区里都是不能出现的。

她认为，既然是全市最贵的楼盘，收取全市顶级的管理费，住户就应该享受到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绝不允许在公共听力和嗅觉范围内有这样的噪音和臭气。

她跑到物业公司投诉了7次，但管理处的回复是楼下的狗主出示了狗牌，也就是说，他们家养的狗是合法的。他们还说，至今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让城里人种韭菜和白菜。

鉴于理由的出发点和方向不对，投诉无门后，她便亲自下去跟邻居一家发生了一场非常壮烈的交锋，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把狗送走，还是没有把菜挖掉。于是，她不得不运用自己的专业，为自己打了一场她个人认为绝非吹毛求疵的维权官司。

舒儿官司的主题是：邻居的狗存在是合法的，但骚扰别人就非法。就像人有了身份证，也不能胡作非为一样。还有，城里人是可以种蔬菜，但种在居民区，还为蔬菜洒农药和屎尿，就污染了公用环境，就应该禁止。

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叫板邻居和管理处，最近的终审判决还是她败诉。舒儿沮丧得差点病了，不光是输了精神，输了心血，输了面子，还因为索赔精神损失费标的过高，赔上一笔不低的诉讼费。

对她来说，受打击中最大的，莫过于输了心情。

惟一的收获，是这场官司让她成了城中名人。

从此以后，走到街上，别人对她的背脊指指点点，但就是不敢走近；就连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见了她都绕道走，担心被她揪住了，半天脱不了身。

更可恨的是，业主委员会选举时，也没有人愿意按她的门铃。他们说，怕一时改不了习惯，多按两次门铃的话，又惹官司。

为此，舒儿内心很委屈。她认为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排挤。但邻居却在庭上说：“如果一个人想事事如意，没有半点不舒服，最好活在真空里……”

那个可恶的光头男人还建议她搬走，说她为了一己私心，小题大做，吹毛求疵，滋扰了很多人，浪费了很多国家机构行政人员的宝贵时光和工作成本，“令到和谐社区从此变得不再和谐！”

这个说法把她气得全身发抖！她内心那把自尊的利剑，早已把那男人的光头千刀万剐，把他那只可恶的臭狗剁了个狗杂碎！

好在，她的好强让她至死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