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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杨炎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于是便高声说出税制改革的想法：“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

杨炎所奏请的“两税法”，其核心的理念大约有以下几处：

首先，取消原本唐朝“租庸调”制下以“丁口”为根本的标准，撤销所谓的“课户”与“不课户”，也撤销了“土著户”与“浮客户”，也就是不管你在哪州哪县，也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也不管你处在中央控制地区还是方镇控制地区，除去鳏寡孤独无法交税者外，统一重新登记按户纳税，这样就合并了所有的户口，扩大了国家的税基，此外遵循大历四年的分户等精神，继续将户口按贫富差距分为九等，上等户多交，下等户少交，这就改变了原本税负不合理的情况，交税的标准就在于你的财产多寡，至于统计户口和确定等次的工作，就得交给各地黜陟使、观察使和刺史来清查；

然后，正式确定了商税，因为行商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坐贾不同，所以新税法规定，只要商人到某州某县做生意，那就得缴“三十分一”的税金，而商人所在户在核定财产后，再于所属等级“加二等”征税；

再其次，确定了征收期限，每年夏季一次，秋季一次，户**钱（两税钱），田地交米（斛斗米），此外肃、代两朝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唐朝原本的租庸调统统取消，全部纳入两税当中，除此外百姓不用再负担额外的加征（只是理论上），税收精神由原本“随加随敛”改为“统一交税，扩大税基，确定税负，不再随加”，其外就是杨炎此举，也将原本应交给皇帝私藏的盐利、青苗税、地方进奉等，统统折入到两税里，改入左藏库；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便是两税法的隐性本核，是“量出制入”及“以钱为额”，前者即表明两税法其实也没有固定标准，上一年国家开支多少，下一年便以此为标准征收，如果国家开支不断增加，那么两税钱数额也理所当然不断攀升，这叫“逐年配率”，遇到紧急情况还会增加比率，这便是“量出制入”（交税百姓还是苦歪歪），那么什么是“以钱为额”呢？那就是两税钱是要求以“钱”为征收标准，百姓交什么都以“贯”来折算，这也牵扯到一个稍微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钱物交换比例的问题，举个栗子，代宗朝的绢布一匹是四千文，如一个老百姓税负是十二贯钱，那他交三匹绢布就可以，但是到了宪宗朝绢布可能减到一匹八百文，同样十二贯钱的税那百姓就得交十五匹绢布才行，而“有关部门”收税收的是十五匹绢布，但交给中央的却还按照旧的“钱帛比例”也就是只交三匹，那剩下的十二匹呢？只能说，哈哈哈哈，今天天气不错了。

不过刘晏听得明白，杨炎话语里最核心的还是那句：“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

意思便是罢废判度支、转运使，将利权重新收归尚书省的户部，说白了就是收归自己手里。

刘晏的眉毛，还是微微颤动了下。

这时紫宸便殿里的空气流淌的肃杀之气，颜真卿、崔佑甫对杨炎所奏请的“两税法”尚处在目瞪口呆之际，其中颜真卿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可匆忙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

然而皇帝却等不及，他又追问杨炎一个问题：“既然各方镇里的户口也要交税，那么如遇方镇抗拒，又当如何？”

这个问题倒是很关键的，毕竟地方方镇向来是刺头，大历四年早就按照九等标准，企图向天下统一征户税，第五琦也奏请过，统一丈量天下田地，收取“十一税”，然而推行起来却阻力重重，最大的阻力自然是拥兵自重的方镇节帅们。

当然这个问题，杨炎早就筹划得当，“请置两税后，将天下财赋分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如此方镇节帅收入固定，必不会为难税法推行。”

杨炎此举，是要将肃、代两朝已推行的“中央地方分税制”给正常化。唐朝初期的“租庸调”也分为三部分，即留州、纳京师和外配，留州即用于地方政权的运转，纳京师那当然用于中央政权，而外配即是军费。而杨炎所说的上供、留使和留州，即是赋税所得，一部分上交给京师，一部分留给节度使，一部分留给地方州县。

乍一看好像没太大区别，其实不然，唐初留州多少钱，外配多少钱，乃至开元天宝年间给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