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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做出承诺，此外刘晏得以保全政治身份后，淮西、淮南、淄青三座方镇才算心悦诚服，表示接受黜陟使入境统计户口，炮制税簿。&29378;&47;&20154;&47;&23567;&47;&35828;&47;&32593;&119;&119;&119;&47;&120;&105;&97;&111;&115;&104;&117;&111;&47;&107;&114;

至于在扬州驿站“火灾”里葬身的那几位吏员，最终也就不了了之，陈少游继续坐镇维扬，稳如泰山。

可梁崇义却依旧封闭住其方镇出入的通道，在得知孔目官郭昔告发自己后，梁崇义很是惊惧不安，虽然朝廷很快将郭昔流放去潮州，但梁还在保持着与中央对抗的姿态。

皇帝李适准备向山南东道发起最后的晓谕，可在此前京城权力中枢却因崔佑甫的死去，迫切要等待新一轮的洗牌。

但这次飞黄腾达的是御史中丞卢杞，先是崔宁向皇帝送来举荐的奏疏，希望擢升卢杞为御史大夫。

还没等杨炎反应过来，李适便下制曰“可”，直接升卢杞为御史大夫，而崔宁则改任“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兼鄜坊丹延四州都团练观察使”，下辖振武、单于二军城，还有灵、盐、夏、银、绥、延、代、胜、丹、鄜、坊、麟、庆等十余州，权势几乎与先前郭子仪等同。

杨炎顿觉形势不妙——他就是傻子，也明白现在崔宁在外，卢杞在内，已形成个新的山头，针对自己的山头。

非但如此，刘晏虽然被左迁为桂管经略使，可他的那些党徒却依旧在朝，默默蛰伏着，一旦形势有变，他们绝对会对自己群起攻之的。

对此杨炎的反应是，先压制住崔宁。

他和自己党羽不断上奏入对，让原灵盐都虞侯杜希全担当灵盐节度留后，让原代州刺史张光晟担当单于、振武及麟、胜、绥、银四州节度留后，又让原延州刺史李建徽任延、丹、鄜、坊四州节度留后。

这三个留后的设置，等于完全将崔宁职务权力给分割掉，并且还环绕在崔宁身边，有直接向皇帝或宰相奏事的权力——崔宁反倒处在这三位的监视下，只能窝在坊州一地，处处受到掣肘。

非但如此，杨炎还暗中笼络朔方旧部，如夏州刺史吕希倩、盐州刺史戴休颜及庆州刺史杜从政，让他们入崔宁的幕府，“陪在”崔宁左右，也等于在崔宁的身边插入钉子。

“阿父勿忧......”暂时还留在京城内，没去原州行在赴任的高岳直接给岳父写信，叫韦驮天火速送抵坊州。

得到女婿建议的崔宁，反客为主，很快以“招抚党项”的名义，反倒挟吕希倩、戴休颜、李建徽等人，出巡夏州、盐州诸地，到处招降镇抚各大党项部落。

西蕃强大后，逼迫诸党项部落向西或向北迁徙，安史之乱前大部分党项部落以羁縻府州的形式，被唐王朝安置在陇右诸州，安史之乱爆发后，陇右大部分地区也被西蕃攻陷：相当大部分的党项继续内迁，后主要分布在灵、庆、夏、延、绥、胜等州，并分化为三个大的部落集团，即居住于延、绥二州的“六府党项”，此集团以野利氏族为主力；还有居住在庆州的“东山党项”，因庆州位于陇山以东而得名，及主要居住在夏州的“平夏党项”。

当然这批党项蕃胡也不是什么纯善之辈，他们有时候忠于唐王朝，或给唐军提供军粮，或成为唐军的兵源，但很多时候他们也和西蕃勾结，一起寇掠唐的西北诸州，成为心腹之患，当然西蕃入侵时，也会顺带掠夺党项的人畜，招致党项的激烈反抗。所以唐、西蕃和内迁党项部落间，有些类似于咱们现在所说的“三角恋”关系。

故而对这些内迁党项的政策，也贯穿了整个唐朝的中晚期，不过最终结局大家也都清楚：唐朝末年，西蕃和唐这两个对峙多年的大陆霸权先后爆炸，流布在灵、庆、夏、延、绥这些地区的党项已升格为独立的节度使“定难军”，成为民族性和行政性混杂的地方势力，黄巢攻入长安后，定难军继续效忠唐王朝，得到赐姓“李”，后来我们的大宋也未能平定这支“定难军”，使其演变为了后来的西夏（emmmm，好像后来和大宋打得不可开交的越南，前身也是唐末高骈在从南诏手里收回交州后，设置的静海军来着，当然这应该是唐的锅，怎么能在东西南北给大宋留下这么多无法战胜的割据势力哩？）。

言归正传，崔宁对党项的招抚大获成功，好几位党项首长愿意入朝接受唐朝的封爵，成千上万帐的党项人答应老老实实做人，并给唐军提供粮食和战马。

崔宁下面却没有把功劳据为己有，而是迅速上奏朝廷，重重赞扬表彰了吕希倩、戴休颜等人，称正是因为他们与我亲密无间的合作，才取得些微不足道的成绩。

皇帝也下诏褒奖了诸位，但这又刺激到杨炎的神经，他果然如高岳所料，开始怀疑吕、戴、杜等人已暗中投靠崔宁，便又将吕希倩匆匆召回朝廷，为左龙武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