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蕙说得没有错，高岳哪可能有时间来泾州城？他忙着在百里新城外边接待长安城的商队，接受他们送来的各色物资器械，还积极游说他们在百里新城内租赁邸舍，其中的邸为他们储备货物，而舍则给来往商旅提供食宿。&40;&29378;&95;&20154;&95;&23567;&95;&35828;&95;&32593;&45;&119;&119;&119;&46;&120;&105;&97;&111;&115;&104;&117;&111;&46;&107;&114;&41;

高岳穿着绯衣，立在新筑的城垣下，举着鞭梢，对商贾们指着四周，嗓子有些沙哑，可热情依旧炽涨：“我百里城处于四通八至之处，邻靠泾州、长武城外，往北可接灵州商路，往西可经良原、华亭路入陇州，往东可接邠州，往南可直接沿漆川河谷抵凤翔，左右又有麟游、普润、好畤三座神策行营军镇。民户虽不多，可营田士卒并带家口，亦有万人上下，河川环绕，土地平畴，水草丰美，在此购置邸舍，可得回纥、西蕃、党项各族商贸之利，僦资可比长安乃至关中其他地方便宜得多......”

但即便如此，商贾们看着新开辟的城池，和四下里未有开耕的野地，普遍对高侍御的“蓝图”前景没有太大信心。

高岳倒也不强求，依旧十分爽快地将商贾们所持的文牒上盖上印章，让他们回长安去能顺利从泾原进奏院里取到钱或盐，这样下次让他们再来也不会难。

当今最重要的事，暂时也不是通商，而是屯田谋食，养活军队，有了富余的物资才可以谈其他的。

很快高岳、明玄、刘德室等，在县吏和游奕的簇拥下，举着竿子、绳尺，给各屯划定大田间距，分配好田地，搭建庐舍，掘出肥窖，接着便开始从达溪川引出的抚戎渠开出更多的水沟，直与通往凤翔的漆川相连，引水灌溉屯田。

“高侍御，达溪川河流多砂，如开引河渠，水流减少，就会沉砂过多，以致壅塞。”于是明玄和尚提出“渠口立檽”的方案，即在各沟入渠前，凿地为穴，而后依次插入木柱，密布如檽，再用大横木贯穿其上用来加固，这样河流一旦经木檽，便会注射而出，既可过滤泥沙，又能勒留较大的石子，保障沟渠的清洁畅通。而后明玄又献“堰闸斗门”之制，高岳采纳，并在堰闸斗门处搭起棚屋，专门安置县吏为“知水官”，要求各屯在用水时，必须先写文牒申请，通过后由知水官开闸放水，按量供给，此为“制水之法”。

很快七月到了，正是里所说的耕开荒田的时间。

高岳向度支司索要的种子，除去常见的大麦小麦外，还有个可应急备荒的作物种子，那便是荞麦。

如小麦，，即是通常所说的“冬麦”。

而在此前，高岳要求所有屯的士兵，包括在灵台白石原耕作的范阳兵六屯在内，都于七月中开始翻耕，其中二分之一的土地急种荞麦，这便是里所说的“秋收了，先耕荞麦地，次耕余地。”而一旦荞麦种下后，待到八月时便可在剩下一半的耕地里播种冬小麦。

荞麦至十月便可收获，得到第一批粮食，而后其地便休耕，至来年二月春耕时再种白粟；而另一半耕地上的冬小麦至来年五月可收割，这样便得到第二批粮食，这批小麦收获翻晒好后，就能于耕地上再种小豆、胡麻等绿肥植物；又到来年秋时，可同时收获白粟米、胡麻、小豆等，这便是第三批粮食——收完白粟米后，便可再种荞麦和冬小麦，如此的话便达到两年内收三次粮食的效果。

不过高岳清楚，这只能算是“两年两熟”，并不是很多资料里所说的，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我国即能实现的“两年三熟制”，因为高岳的这种耕作模式只能说是“套种”，而非两年三熟所必需的“复种”。

所谓套种，就是把田地分区，各种各的作物，互不耽误；而复种，则是在同一田地，轮复种植不同的作物。

为什么复种和两年三熟这么先进的技术不用呢？很简单，因为泾州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或者说在明清前，中国北方都是这样的情况，即人少田地多），对于营田的士兵来说，一家子都要负责一百亩地，你让他二年内对田地精耕细作，种完这茬又接着种下一茬，再收割数次作物，还要承担练箭任务，这种“复种”的疲累程度没人受得了。

而套种的负担就轻得多，耕作方式粗放些也毫无关系。

所以高岳身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排在思维的首位：在地广人稀，人均田地很多的情况下，增大开荒田亩面积才是最实用的增产方式，而非采用不切实际的“两年三熟制”。

故而直到人均占地越来越紧张的明清时代，两年三熟制才真正普及推广，田地少了才会搞精耕细作以求增产，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他曾对段秀实说过，要于泾州推行稻麦双种法，后来经过缜密思索，也放弃了这个行为，因为稻子想要出产量，非得选到良种，开掘水利，精耕细作不可，这对军队营田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远不如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