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走几步，前面就出现了一排排的干打垒房子，房子都是土坯盖成，黄泥盖顶。看不到一块青砖红砖，更看不到水泥石头的痕迹了。军武看到这儿，觉得这哪儿是县城，简直就是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乡村。路上的人，除了穿民族服装的维吾尔人，看不到一个汉人，更看不到一个穿制服的人。军武想，坏了，这儿，连打听路的人都遇不到，怎么去找哥哥呢？

正愁着，突然发现对面来了一个军人。这军人虽然是维吾尔族的相貌，但是，凭他穿了这身军装，应该会说汉话吧！

“同志，请问，东方红公社怎么走？”军武上前问路。

“东？方？红？”这位维吾尔战士的汉话果然十分差劲。不过，他看了军武半天，断定是一位真正的解放军战友，就朝西边的一条公路指了指，说：“这儿，北。东方红有！”

虽然回答得莫名其妙，凭着自己对维吾尔话的印象，军武还是听明白了，他说的是，往北走，有个东方红公社。

军武就沿着他指路的方向大踏步走去了。

虽然是六点多了，这儿的天还是大亮着，军武一点儿也没感觉是晚上。他走出县城，刚刚来到路旁的一个小房子前，就听见了叮当叮当的铃声响，一看，是一位维吾尔老汉，骑了一头小毛驴过来了。

“嘻，这不是库尔班大叔吗？”军武立刻想起了小学课本上的一篇课文，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真实的库尔班。

“大叔！”军武往前施了一礼，恭敬地问道：“请问，东方红公社，怎么走？”

库尔班听到军武问路，立刻勒住了毛驴，顺手往后面一指：“东方红，有！”

军武知道就是这条路，于是，加快了速度，往前行走着。他听哥哥在信上说过，且末县别看叫县，其实就是管理了四个公社，每个公社，也就是三四个村子。广阔的地域，稀少的人口，大概就是这儿的特色了。军武想，只要到了东方红公社，找到哥哥住的村子就不难了。同时又责怪地想：既然在哪儿都是生存，哥哥为什么不生活在且末县城或者是若羌、库尔勒一带，却要执意跑到这荒凉的大漠深处来呢？

想起哥哥的来疆，军武不由地想到了家庭的陈年往事：由于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承担了抚养四个儿子的职责。平常年景，凭着优越的生产队制度，一家人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总不至于吃不上饭。而且，母亲还让几个儿子都上学，读书，其中，老大、老二读到小学毕业；聪明的老三竟然考上了县城的中学。

可惜，好景不长。老三刚刚读了一年中学，灾荒年来了。生产队开始吃大食堂，饭票都是按人份严格供给。这时，聪明的母亲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娘家的一个侄儿，让他在内蒙古为儿子找个差事做。这样，一是为儿子找个出路，二是为家里节省一个人的饭票，让正在成长的其他孩子吃饱些。娘家侄儿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钢铁厂工作，他答应为表弟找工作，可是得有文化才行。于是，只能由老三承担外出的责任了。正读书的老三军斌听说了这件事，二话不说，立刻打起行李卷辞别学校，踏上了远行之路，半年之后，不仅在呼和浩特安顿下来，而且还找到了在公安局派出所做内勤的文案工作。这份工作，曾经成了家里春的骄傲。那时，军武常常骄傲地向同学们炫耀：我三哥是呼和浩特大城市的警察！

老三聪明，这是全家人的骄傲，但是他也有一个致命弱点：犟！为这，小时候没少挨母亲打。可是，读书之后，仗着自己学习成绩好，家里学校都宠着，这种顽强的个性也就根本没有更改。公安系统是个讲究纪律的单位，容不得下属有半点个性的存在。在派出所工作没多长时间，军斌就与所长争论了一次，不久，城市开始下放人员。公安系统也面临整顿，军斌眼觉得自己会被触及，未等所长发难，自己就写报告辞职了。

离开呼和浩特，表哥曾经介绍他到钢铁公司工作，坐惯了机关的军斌嫌那儿又脏又累，没有接受，一个人离开呼和浩特，开始往西漂泊。先是宁夏、再是甘肃，继而又往西就到了新疆。军斌自恃有一张初中学历证明，加上自己肯吃苦，心想找份工作还不容易吗？没想到这时候全国的经济开始整顿调整，农村的孩子再找工作就难上加难了。眼看高不成，低不就，军斌漂泊到乌鲁木齐，就想响应祖国号召，加入支边青年的队伍。哪知道乌鲁木齐的接待人员告诉他：我们接收支边人员是成建制接收的。你这种盲流人员不在我们的安排之列，于是，军斌靠着年轻、有力气，几乎是一边做苦工一边行走，由于居无定所，没法给家里写信，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三年杳无音信，家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母亲急得夜夜啼哭。后来，又是找人算卦，又是想托人到呼和浩特打听，皆无信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就造谣生事，说什么军斌可能死在路上了。等等等等。当时，看到母亲悲痛欲绝的样子，军武恨坏了这个三哥，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连封信也不写来？不过，他坚信三哥不会出事。果然，一天晚上，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三哥的来信，信上说他人到了新疆且末，因为一直找不到固定工作，没法给家里写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