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离开华盛顿又开了半个小时，眼瞅着四面的灯火像同行人的耐心一样一点点熄灭，一直戴着黑边墨镜的导游才又呱啦呱啦地在车头处站了起来，嘴紧贴着麦克的话筒说：“大家期待已久的旅店马上就要到了，跟着我们天马旅行社出来玩儿，住的旅店呢，都在荒郊野外，所以不太好找，多花了一点时间。可能有朋友会问这个旅店是几星级的，是三星还是四星。比这些还都要好啊！跟着我们天马旅游，就会天马行空，大家看看现在外面的夜空是满天星，我们的旅店也是满天星级的。”

每一句话，导游都用英语、粤语和普通话各说一遍，没几句却也说了半天。普通话每次都放到最后说，这使得既不懂英语也不懂粤语的杨大月听得很有节奏，听懂一句，琢磨琢磨，再等着下一句。这种节奏，和夹在普通话间那些叽里咕噜听不懂的话，一起培养着杨大月的困意。旁边的英武倒不困，敲着车窗玻璃，抱怨说，这它妈哪还是华盛顿啊，快到桓仁县了吧！杨大月本想说点儿什么，但犹豫了一下，把想法转化成了两声附和捧场的笑声。

两年了。上一次和儿子这样近地坐在一起，还是两年前在沈阳桃仙机场候机厅的皮面座椅上。两年了，杨大月发现儿子越来越没有了耐心，而自己倒是越来越无所谓了。他还记得儿子申请出国留学时，买了一张巨大的美国地图，贴在卧室里。那时英武还很有耐心，在地图上找到了每一所他申请的大学的所在地，做上标记。那时白英还在，每晚五点准时回来，给他们爷俩儿做好饭，吃完就回学校忙。很多时候，英武也随即出去到学校自习。杨大月便看电视，没的好看时，就到英武的屋里看地图，看烦了，就一个人在这个旧式的两居室里来回走，想摔点儿什么或是砸点儿什么。

送英武走那天，杨大月带了个傻瓜相机，在机场里，看见有个姑娘和儿子年龄差不多大，站在旁边，杨大月请她给他们仨合了个影。英武伸开双臂，把他和白英搂在身前，自己的头从他们两个间缝里探出来，姑娘说“一二三——茄子”的时候，杨大月已是热泪盈眶，怎么也“茄子”不起来。英武说：别哭啊！还回来呢！然后和杨大月、白英分别拥抱了一下，就背着一个大背包，推着两个行李箱，颇显艰难地走了进去。直到英武消失在拐角处后很久。接着，白英很主动，很和缓地对杨大月说：杨大月，孩子走了，咱们的事也别总在心里憋着了。杨大月觉得自己像欠了别人东西没还，被债主追上门来讨债一样，诚惶诚恐地说：是啊，是啊，好，好。白英和气地说：那我就先走了。杨大月很勉强地笑了笑。看着白英一个人向外走，杨大月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跟上去。直到白英彻底消失在不断开合的活动门后，杨大月才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理由跟上去了。他回到刚才他们三个人坐过的皮面座椅上，又坐了一会儿，看着墙上大屏幕上起飞降落的信息，发现了很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地名。儿子走了，白英也走了，自己实在没什么理由着急，也没什么事可做了。

说是“还回来呢”，英武一直没回来。倒不是不想回来，而是实在没时间，又怕签证出问题。所以杨大月才来了。倒也不是杨大月有多想来——他的想法是，光把往返机票的钱省下来，给儿子寄去不是更好嘛。他其实是懒得动弹的。把两居室留给了白英后，他特意一个人在离上班很远的地方租了间平房，打算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消耗在去上班和离开单位后的路上。搬家那天，他发现自己真没什么东西，自行车的后座就能承担起他的所有家当了。本来想带走些英武的东西，但看着被白英收拾得一尘不染的英武的房间，他觉得拿走哪样东西都是一种破坏。他用傻瓜相机噼里啪啦地照了几张相片，有英武的房间，也有他们自己的卧室，甚至还包括了阳台，算作自己对这个空间所有记忆的一点儿物证。

英武不能回来，倒省了杨大月的事，他懒得告诉英武自己和白英的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杨大月买了张本溪公园的年票，每周除了等英武的电话，他一般都让自己在室外活动。刚开始英武打电话过来，还会问妈妈的事，后来也不问了。他不问，杨大月也不提。挂了电话就出门，照着那张年票上列出的公园挨个转。半年下来，他发现自己连续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也不会喘了。杨大月呼吸顺畅了，车倒开始喘起来，零件哐啷哐啷地叫唤，他就开始折腾他那辆自行车，自己研究，买新零件，自己往上装。

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越发单纯，身体也更健康了，不过就是孤独。倒也不是他自己成天觉得孤独，而是英武瞅不冷地提醒了他。那是转过年后的夏天，杨大月突然收到了封信，看着信封上白英的笔迹，杨大月着实像被什么东西突然磕了一下，心里面一颤。不过，打开信封，没有一点儿过渡，紧接着就是另一层信封，上面贴着美国的邮票。英武把信寄到了他们原来家的地址。信里面，英武讲了自己的近况——每天做实验，煮速冻饺子，晚上睡不着觉——一种实事求是的语调，让杨大月既觉得陌生，又觉得很沉重，甚至让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都是过于轻松了。信的末尾，英武问起杨大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孤独？孤独的时候杨大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