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学校长常同忙问：“舒王真有《礼记发明》一书？”

“有的，”朱铭笑道，“张团练肯定看过。”

张根回答：“看过一些，颇为……偏激。”

王安石的新学教材，首推《字说》和《三经新义》。

而他的《礼记发明》，因为不利于君王治国，就连蔡京都不敢推广。这本书，只在小范围传播，后世已经失散，仅剩少部分散碎篇幅。

朱铭当即问道：“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这句话怎么解？可有治《礼记》的士子试解之？”

一个士子站起来说：

“做臣子的，即便没有获得俸禄，有宝物也该献予君上。”

“如果出使他国，也该像有俸禄的臣子一样，称君上为‘寡君’。”

“若君上施政有误，再三劝谏不得采纳，可以礼去职。有俸禄的臣子，即便去了敌国，也该为旧主服丧。没有俸禄的臣子，去了敌国可不为旧主服丧，这是因为他受恩较轻。”

朱铭环顾四周，问道：“诸君以为然否？”

“然也。”众人点头。

朱铭又拿王安石说事儿：“舒王的《礼记发明》，却不是这样解的。”

张根顿时扶额，他老丈人是变法派骨干，他曾经读过《礼记发明》。

王安石对于这段的解释，非常生猛！

在众人好奇的眼神中，朱铭说道：“舒王白纸黑字写到，孔颖达解错了。君有馈焉，不能解为有馈于君。臣子送给君上礼物叫做‘献’，这是应有之事，怎还会问有没有俸禄？”

士子、官吏们茫然，又下意识点头认可。

特别是治《礼记》之人，按照主流的注解，这段话非常矛盾，根本就读不通。但他们平时读书，不敢对此多问，因为刨根问底之后，得出的结论极为可怕。

朱铭却把可怕的结论说出来：“此句该是这样解……”

“已经做官，却没有俸禄的人，国君送他东西不该说‘赐’，而是该说‘献’。献者，本为祭祀所用肥犬。《论语》郑注曰：献犹贤也。献得训贤者。”

“这句话的本意，是国君与臣属应互相尊敬。臣属未得国君的俸禄，国君就不该居高临下。就连赠送礼物，都不能说赏赐，应该称献予，以表达国君对臣属的敬意。”

“这样解之后，剩下几句也就说得通了。没有俸禄的臣属，奉命出使外国，须称国君为‘寡君’，跟有俸禄的臣属相区别。国君驾崩，没有俸禄的臣属，不必为国君服丧。”

此番言论抛出，众人皆有惊骇之色。

惊骇之余，又若有所思。

因为这样解释《礼记》，逻辑上才说得通，主流解释反而在闪烁其词。

这还牵扯到花石纲臣子和百姓，有没有义务“进献”。

按照主流解释，臣民就该进献国君，进献花石纲便有了理论支持。

而朱铭这样解释，臣民是否进献国君，《礼记》并未规定相关义务。可以献，也可以不献，强行索要花石纲就是违背道理的。

众士子面面相觑，他们倾向于朱铭的说法，但科举考试肯定不敢这样写。

朱铭问张根：“张团练以为然否？”

“然也。”张根非常厌恶花石纲，他当然得支持这种说法。

李道冲派来的心腹，暗暗记下朱铭这番言论。

朱铭打着王安石的招牌，又说了一番道理，终于来到正题：“吾虽不才阅读儒家经典时，也略有一些心得。我认为学子开蒙之后，应该先读《小戴礼记·大学》，《大学》完全可以单独成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者，大人之学。明德者，人具众理而应万事。亲民者，可读新民。明白了道理，就能吐故纳新，德行和才学随之精进。不断精进，就能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纲领，也是做人做事的纲领。”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之法，我亦有所领悟，今后讲《道用策》时会详谈。”

“我辈读书人，当以大学之道为根本。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李道冲派来的心腹，再次记下朱铭言论。

之前还算有王安石背书，此番说法却属于洛学，二程首先把《大学》单独成篇的。这已经犯了徽宗朝的学禁！

洛学并未传播到金州，特别是宋徽宗学禁之后，就连进京赶考的金州士子，都对二程的学问没有什么了解。

此时听朱铭说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子们都感到热血沸腾，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人生方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