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留给明英宗的可是个千疮百孔，国事危如累卵的大明朝，都是文臣，三杨饱受赞誉，张居正居然混了个褒贬不一。

大明全境一年能出十万两白银，这都算是丰年了，这点银子根本不够用了发行货币。

现在得益于海外白银的输入，大明终于将白银货币化提上了日程，而负责这一切的是新入阁的大司徒王国光。

杨博曾经说过，王国光慎独，就是特立独行，志向高洁不愿意与旁人同流合污，他就是想做自己的事儿，他的主张是国富民强，而不是富国强兵，和张居正的新政有重合的地方，是同志、同行、同乐之人。

杨博说张四维首鼠两端不为人臣，说葛守礼憨直，说王国光慎独，杨博看人真的很准。

朱翊钧和王国光聊了很久，才确定了扩大铸钱的规模，将兵仗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每年五十万银币的规模，在五年的时间内，升级到每年一百五十万银币，同时加大对云南滇铜的开采力度，将铸铜钱的规模从现在的每年三千万钱，在五年的时间内提升到每年三十亿钱，而滇铜的开采和铸钱，需要黔国公府的支持。

王希元前往云南任巡按主持滇铜之事，黔国公已经表态，全力支持，而且从王希元的奏疏上来看，黔国公府真的在全力支持开采滇铜，要人给人、要粮给粮，平整官道驿路、疏浚水路、遣使与土司苗民沟通有无，确保滇铜顺利开采还出滇铸钱。

黔国公府考虑的和当地势要豪右的完全不同，黔国公府的权力来自于大明皇帝的册封，如何通过开采滇铜，增加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是黔国公府首先考虑的问题。

因为在云南，大明朝廷的影响力，实际上是通过黔国公府实现的，大明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越大，黔国公府的收益也就越大，交通、经济、文化等等，朝廷和黔国公府是互利共生的关系，云南郡县属于中原王朝得从忽必烈攻破大理算起。

在忽必烈灭大理之前，云南这个地方，一直属于外藩，云南这块地方归属于中国的时间，不过区区三百年，这还要算上胡元宽纵统治离散状态，除去胡元宽纵统治，云南地方，隶属于中国不过两百余年，比安南国隶属于中国的时间还短。

在大明初建的时候，云南仍有大量的土司，而这些土司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里，随着黔国公府的日拱一卒已经逐渐消亡。

大明强，则黔国公府强，大明弱，则黔国公府弱，大明亡，则黔国公府亡，这是大明朝廷和黔国公府的关系，也是大明朝廷和吕宋总督府、长崎总督府的关系。

共兴衰、同荣辱。

这是开海过程中的制度探索的过程，这对皇帝而言是极其枯燥无聊的，云南、吕宋、长崎，都远在天边，甚至这辈子朱翊钧都不会过去看看，讨论一个只存在于堪舆图和奏疏里的地方，实在是有些高谈阔论。

制度探索，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这也就是为何国姓正茂老是给皇帝送美女的原因之一，皇帝虽然到不了吕宋，但是知道吕宋现状的女子，是陛下的枕边人，那么吕宋在皇帝的眼里，会更加真实几分。

王国光通过经济的手段在进步的集权，集权，是帝制之下制度设计的必然。

朱翊钧让冯保送走了两位臣子，单独留下了侯于赵，然后带侯于赵来到了宝岐司，宝岐司有多种农作物，五年如一日，朱翊钧都在亲事农桑，亲自侍弄这些花农作物，他已经从那个养绿萝都会死的种植黑户成为了农学家。

在这个年代，朱翊钧自称自己是农学家，一点都不过分，他已经将徐贞明注解的所有农书看完，并且校对，徐贞明一直在对甘薯经修修补补，对甘薯的定位仍然十分明确，是救荒粮，是补充作物。

而徐贞明的研究重点，从甘薯也开始转移到了稻谷，稻谷的改良要比徐贞明想象的要难，而且是难得多，徐贞明打算用一生去追寻稻谷谷种的改良。

侯于赵作为屯耕大家和徐贞明这个农学家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朱翊钧默默的离开，没有打扰两人。

农桑之事，是朱翊钧最保守的领域，他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的，推动着农桑的进步。

民以食为天。

朱翊钧回到了广寒殿，坐在御书房的书桌上，拿出了一封信，信是戚继光写给小皇帝的，时隔半个月多，戚继光终于写了封信给皇帝，解释了自己为何要进军应昌。

在戚继光看来，哪怕是把他戚继光、李如松、陈大成、麻锦、万余精锐都葬送到了应昌，能换来大鲜卑山山道的完全控制权，对大明而言，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戚继光送到皇宫的是书信，不是奏疏，不走兵部，不过内阁，是私人信件，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私下沟通。

是朱翊钧先给戚继光写信的，戚继光不在京师，朱翊钧就会一月三份书信给戚继光，唠叨自己的习武进度，碎碎念一些贱儒的恶心，碎碎念一些朝中党争。

写信，是朱翊钧从张居正那里学来的，一种非正式沟通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