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正们也是大明人,他们也要生活,勉强活着没问题,但凡是想要做点什么,比如置办产业、买些喜欢的金石字画、绫罗绸缎等物,就得借钱,在清楚了这些东家的玩法之后,笔正们当然要对万隆庄债市的口诛笔伐。
皇帝、朝廷拿走的东西是有数的,陛下性子小,把银子拿走后也没自己浪费,更没有把银子留在内帑里长毛,都拿去修驰道了。
皇帝朝廷拿走是要兴公利,这一点笔正都无法指责,可是松江地面势要豪右这么窃取新政成果,那就引起公愤了。
很多笔正本身也是负债者受害者。
“这篇文章还不错,问问这个马经纶,朝廷抄到邸报上可否?当然署名还是他的。”朱翊钧拿出了一本杂报,看完之后,不住点头。
马经纶也是个意见篓子,相比较林辅成的大逆不道,李贽的狂妄,马经纶更多的是辩经。
马经纶认为保守的反义词是革新,极端的反义词是理性,整篇文章,都是在讨论保守、革新、极端、理性的矛盾性,进而论证万事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循环往复。
革新派,或者说任何自我标榜的理性革新派,都是无法实现自我内部新陈代谢的,因为需要更加极端的革新派理念,完成自我革新。
中原漫长的历史告诉所有人,任何集体,无法实现自我内部新陈代谢,历史就会一遍遍的重演,而革新派,天然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会陷入极端化困境。
一旦陷入极端化困境,就会被广泛反对,最终失败。
“从先秦时的商鞅变法到今天的万历维新,无不是如此,最终陷入了无法自我纠错的困局之中,哪怕先生主抓吏治,希望摆脱这种困局,但最终还是陷入极端化困境。”朱翊钧看着马经纶对这件事的讨论,就感觉到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感。
历史上张居正的新政,到了万历七年之后,越来越激进,甚至变得极端,尤其是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在白银不足的情况下,不失败才是怪事,万历皇帝当然不是个东西,自掘坟墓,可是革新派的极端化困境,也是朱翊钧这个新政主持者必须要摆脱的困境。
极端,就是非理性的,理性革新派,最后都会变成非理性的革新派,进入极端化困境中,无法自拔,而这个时候,保守派开始登堂入室,开始了全面反对和纠错,就成为了必然。
当理性的保守派开始对过去的错误进行纠正的时候,矫枉过正就会出现,随着世势的发展,理性逐渐消失,然后必然陷入了下一个循环,极端保守派的极端化困境。
在某种情况下,保守派和革新派都要必然面对同一个问题,极端化的困境。
极端保守派也会被广泛反对,理性革新派开始出现,如此循环往复。
可问题是,大明能经过几次这样的折腾?别说大明,就是法三代之上,贱儒们推崇的先王圣贤们,面对如此循环往复,能经历几次这样的折腾呢?
这些年,张居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了,他反对自己提出的还田令,他自己编纂的阶级论,第三卷和第四卷,压根就不肯动笔,他反对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他甚至在反对过分的振武。www.feishi.me
显然,张居正的这种变化,是在压制革新派向非理性的极端蜕变。
“这文章看起来是一篇非常无聊的辩经文章,甚至在士林里,都翻不起多少浪花来,可朕觉得他提出的这个困境,是朕必然要经历和面对的。”朱翊钧反复斟酌着面前这份杂报,写的很好,但没人愿意看就是了。
理论这种东西,向来没几个人喜欢。
眼下的大明,才子佳人才是佳话,广受追捧,这种纯辩经的文章,真的没什么市场,也不会被人关注。
马经纶个人认为,浙江九营入城剿匪、松江府蔓延的挤兑潮、崇德坊的匠人操戈索薪、废除贱奴籍时奴仆们的操戈索契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斗争行为,却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些非理性的斗争、革新行为,兜住了共识的底线。
而眼下的大明,就刚刚好,锐意革新的同时,朝中保留了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极端保守派的存在,压制革新派的极端进程。
在原来的历史线里,张居正是无法保留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任何反对他革新的人,都会被他彻底打击,没有皇权的支持,张居正只能摄政,不断地加速,因为万历七年以后,有了自己想法的万历皇帝并不支持张居正的变法。
马经纶觉得当下的大明就刚刚好,朝中必须保留足够的保守派,至于保留多少,那就不是马经纶要操心的事儿了,这里面的度,需要长期实践的总结,而马经纶没有这样的实践经验。
“臣让人去问问,看看马经纶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就给他用笔名化名一下。”冯保领旨,在他看来,这种辩经文章没有任何的意义,道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