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准确地说是汉代人，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祖先。√汉代人不等同于今天的汉族人，前者的范围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包括一部分今天的少数民族。

汉代人的种群认同感以文化为主，血缘为辅。两千多年过去了，古汉人的后裔遍及朝鲜半岛、日本半岛以及东南亚某些国家，甚至美洲、欧洲、大洋洲等。这些人有的已经不会说汉语、写汉字了，但他们所携带的基因改变不了与古汉人的血缘关系。当然，古汉人留给我们的更多是宝贵的文化，薪火相传，源远流长，历经苦难而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而汉朝的开创者——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被人们曲解成流氓、地痞、无赖，使相当一部分国人羞于提到此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司马迁由于被汉武帝阉割，心理难免扭曲阴暗，把对汉武帝的怨恨迁怒于其曾祖父刘邦身上，而且司马迁家族中两位优秀的王直接或间接地死于刘邦之手，所以在司马迁笔下，刘邦一无是处、脏话连篇，靠着运气好而获得了天下。另外，元代文人睢景臣跪舔蒙元统治者，改名为睢舜臣，意思是“舜的臣子”，并且编造了一首曲子《高祖还乡》，把汉的开创者刘邦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蒙元统治者最终没有让这个无礼义廉耻的汉奸做官。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伟大复兴。”

何为复兴？顾名思义，就是再次兴盛。那么，以前的兴盛是何时呢？显而易见，汉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现代中国要做得就是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与光荣。一部分国人对中国梦的理解相当肤浅，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本国历史知之甚少，产生不起对这个伟大国家的自豪感与荣耀感。

我们生活在现代，大多数于近代史中的耻辱和失败，而很少提及古代的辉煌和胜利，似乎古人和今人完全没有联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秦汉是古代，明清也是古代，两者都是古代，是一样的。其实不然，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仅仅用“古代”两个字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战国末年到汉初这段特定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史料的混乱缺少和因文字久远产生的歧义。前者只能寄希望于以后的考古，如果发掘出类似《竹书纪年》之类的古籍，则年代混乱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秦始皇的陵墓至今还没有被完全发掘，有朝一日进行考古的话，说不定能发现堆积如山的简牍，到时定能澄清困扰当今学者的许多问题。后者则有趣多了，比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公元前199年，刘邦在一次酒宴上笑着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某知名学者就信口雌黄地说刘邦年轻时是无赖，然后“有水便有鱼”地编造出刘邦许多无赖事迹。事实上，“无赖”一词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指“无产业赖以为生”，演变到今天，才带有“地痞恶棍”的贬义色彩。一旦对“无赖”两字理解错误，就会对刘邦的家世、背景等因素产生错解。

类似的例子还有《韩非子》中的记载，《内储说下》篇章中记载：“犀首与张寿为怨，陈需新入，不善犀首，固使人微杀张寿，魏王以为犀首也，乃诛之。”大致意思是，陈需刚魏国做官，杀了张寿，嫁祸给犀首，魏王于是诛犀首。犀首也就是公孙衍，与张仪同时代的游说之士。很多人读到这里，都认为魏王杀了公孙衍。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理解。《内储说下》还记载“陈需杀张寿而犀首走”，意思是犀首逃跑了。或许会说：“犀首大概想逃走，没跑掉，被魏王逮住杀了。”《战国策》记载：“田需死，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田需即陈需也，可知田需死后，犀首仍然活着，还几乎成为魏国丞相。

为何韩非在同一篇章对犀首的命运有两种记载呢？难道韩非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清末学者王先慎认为：“‘诛之’疑‘逐之’之误”。此种解释似乎解决了《韩非子》中相互矛盾的记载。

但是，笔者窃以为，“诛”字繁体字为“誅”，言字旁，《白虎通》曰：“诛，代。诛犹责也。”《说文》曰：“诛，讨也。”因此，其本义当理解为“谴责、处罚”。“殛鲧於羽山以死”，西汉经学大家孔安国认为：“殛、窜、放、流，皆诛也”。也就是说，“诛”字到后来含义才扩大，不能一看到“诛”字，就想到“杀”字。

由此可见，对于史籍中文字的解读，不可不审慎！

本书以刘邦从出生到死亡的年龄为时间主线，结合文献资料、考古发现，以及各个时代学者的高见，在保证严谨叙事的同时，又加入了描写，以增强文章的趣味性，力图呈献给诸君一个真实、客观、立体的刘邦。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加之成书时间仓促，书中纰漏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正文开始之前，先提出以下若干问题，以启迪君思考：

第一，为什么说刘邦不姓刘？刘邦的名字中有什么含义？

第二，刘邦的家世背景如何？他的父亲、祖父是农民出身吗？

第三，曹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