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5年，20岁的司马迁在沛县游历时，听当地耆老讲述了本朝高皇帝的一些轶事。√老人毫不讳言，这个故事是从九十多年前身为沛城豪桀的祖父口中听说的，时间过于久远，转述的过程可能会有些添油加醋。司马迁回到长安城后，加以整理、润色，写成了以下故事：

一宴会与嫁女

单父人吕公与沛县县令关系好，为躲避仇人客居到沛县，于是就在沛县安了家。沛中的豪杰、官吏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前往祝贺。萧何当时是主吏掾，负责控制人员进出，对诸大夫说：“送礼金不满千钱的，坐到堂下。”

高祖为亭长，平时就轻视这些官吏，于是在进见的名帖上写道“贺钱万”，实际上一个钱也没带。名帖递进去后，吕公大惊，起身，到门口迎接高祖。吕公喜好给人相面，看见高祖的形貌，就非常敬重他，把他引到堂上就坐。

萧何说：“刘季一向满口大话，很少做成什么事。”

高祖就趁机与宾客们开玩笑，并且坐在上座，毫不谦让。酒喝得尽兴了，吕公趁机向高祖递眼色他一定留下来。高祖喝完了酒，就留在后面。

吕公说：“臣年轻时，喜好给人相面，相过面的人很多，没有谁能比得上你的面相，希望你珍爱自己。臣有一个亲生女儿，愿意让她做你洒扫用的侍妾。”

酒宴散了，吕媪对吕公非常恼怒，说：“公起初总是想让女儿出人头地，把她嫁给贵人。沛县县令与公关系好，想迎娶这个女儿，公不同意。为什么随便把她许配给刘季呢？”

吕公说：“这不是女人家所懂得的。”

最终把女儿嫁给了刘季。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生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

这个故事细分的话，又可以分为县令举办宴会、吕公嫁女两个故事。参加宴会的人很多，能够把宴会上发生的趣事传播出去，若干年后又传到司马迁耳中；但吕公嫁女的原因只有吕公夫妇两个当事人知道，则这部分应该是沛县人的妄加揣测了。大概司马迁从两个沛县人的口中听说了两个故事，然后融合到了一起。

学者陈瑞红从“县令为老朋友吕公举办宴会收费”这件事中，解读出“秦末吏治腐败”的新观点，认为县令此举有打秋风的嫌疑，进而得出这便是刘邦“素易诸吏”的原因。所谓“打秋风”，指假借各种名义或关系，向人索取财物；或依仗与权势有某种关系，招摇撞骗，收受财物。

“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如上文所述，1000钱相当于刘邦这样少吏年薪的三分之一，放到现在大约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这次拔羊毛的主要对象是城中的那些豪桀贵吏，爵位至少在大夫以上。按照《二年律令》，大夫是第五级爵位，爵“比三百石”，至少相当于县丞的级别，像刘邦这样的小吏直接被排除在外了。

一个处级干部的宴会，你一个小小的正村级干部凑什么热闹，这点官场规矩都不懂？

然而，已过不惑之年的刘亭长还是去了！他通过在名谒上写下“贺钱万”的虚假数字，成功吸引了宴会主人吕公的注意力。所谓名谒，是古人的名片，一般写着拥有者的姓名、官职、爵位，以及拜见时的理由。让吕公惊讶的不仅是钱，而是刘亭长的籍贯、氏名！

这引起了县令的不快。作为县里的一把手，如果不是在省城为官，他可以轻松运用手中的绝对权力“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然而在沛县中，还驻扎着郡太守、监御史的官邸，不得不有所顾忌啊。

萧何看到了县里脸上泛起的一丝铁青色的涟漪，急忙在众人面前为刘邦说话帮衬着，道：“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毕竟是一场莺歌燕舞的酒会，在座都是沛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钱刚收到手；如果因为刘邦的突然出现，就翻了脸、动了怒、冷了场，沛令的面子上挂不住啊。于是，宴会得以正常进行，歌舞升平中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尧天舜日也不过如此！

或许正是这次别具一格的诓骗让这个故事在沛城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县令安排的这场见面会，也足以表明县令此人熟悉官场的潜规则。

但问题来了，刘邦煞费苦心造假的目的是什么？吕公嫁女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吕公并不是沛县的土著，而是来自于砀郡的单父县，有吕泽、吕释之两个儿子，还有吕长姁、吕雉、吕媭三个女儿。根据功臣表的记载，吕氏家族还有数量可观的门客舍人，再加上吕公与沛城县令关系不错，则吕氏家族在单父县必定是豪族。当我们打开地图时，便会惊奇的发现，单父邑毗邻于丰邑，这不仅不让人联想，或许在秦并六国前，吕氏家族与丰邑的刘氏家族便互相认识。

尽管官位卑微，刘亭长在沛县依然是一个混得开的人物，但是家内只有妻子一人，或许正在与刘邦分居中。按照当时的习俗，“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庶人一夫一妇”，作为一名有爵位的士人，刘亭长完全有资格再纳一名妾。

这时，吕公一家从砀郡的边缘县城单父县，迁到了四川郡的省城沛县，故事给出的原因是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