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老东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弄的神神叨叨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背着他来到县城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的时候就到达了邹平县。

晚上在一饭馆吃了饭，麻子就向饭馆馆长打听住处。

那馆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大胖老婆，人很热情的，听了，问我们从哪儿来的？有介绍信没？

麻子说是济南的，没带介绍信。馆长就摇头说没信住不了旅馆的，除非你们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我靠，这下傻眼了，那咋办？

馆长说要不你们去派出所吧，跟值班的公安员说说，在他们那儿住一宿，要不就得回车站在候车厅里住了。

派出所？那不找灾吗？我俩皆不同意，麻子说太麻烦，还是去车站吧，唉，在家时时好，出门处处难啊。

说着就拿起拐棍要我背着准备去车站对付一宿。

那馆长见他这样，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忙叫住，说大叔要不你们去俺家住吧，我们家有间空屋，也有张床，丈夫在大西北支边，家里只她和俩孩子。

那年月，治安是非常好的，虽然满街喊斗争，但人心向上，没偷没抢的，杀人的事一个县几年出不了一桩。

麻子谢了，不愿去麻烦人家。

那馆长见我们如此本份客气，就更热情了，说啥也要领我们回家。

执拗不过，我们只好同意，在饭馆等着她们晚上八点打了烊。跟着她出门穿过大街就往她家走去。

路上，馆长问我们来这地方干啥，麻子就如实说找一个远房亲戚，叫张天鹅。

馆长一听，转头看看我们，问她在哪儿上班？以前是不是在医院？

麻子也不知道呀，就摸着石头过河地说是。

馆长惊讶地道：“啊呀，你们是来找张县长的呀？”

啥，啥？张县长？小鹅当了邹平县的县长了？

我一下子懵了，人家当了这么大的官了，觉悟肯定空前高，我们就更不敢去找她了。

麻子却麻木不觉，大言不惭地点头道：“是啊，就是来找她的，她是我外甥女呢。”

这一忽悠，把个好心的馆长惊喜的不知所措，忙拉着我们来到路边一宣传栏前，用手电筒招着宣传窗里的一排照片，指着个女人头像，问是不是这个人？

照片不大，那女人的头像却很清晰，留齐耳短发，眉眼含笑，着一件白褂子。

我娘，这不是小鹅还能是谁？虽然十多年没见了，她也近五十岁的人了，但模样却并不显老，似乎更滋润了。

麻子老目卡哧眼的伸头眯眼盯了一会，说是。

能跟县长的亲戚凑一块，馆长可是恣的合不拢嘴了，一路上老夸张县长多么多么优秀，说她当过女八路，参加过解放战争，还抗美援朝过，人非常好，云云。

反正光说些过年话，目的不言而明，无非是想让我们把她的话捎给张天鹅听，让她记住她这个人民饭馆的馆长，或许以后还能帮上忙呢。

来到她家，俩孩子正在写作业，她招呼过来先让孩子问了好，就领着我们进了那间空屋。

说实话，她家住处不算宽裕，两间卧室一厅一厨一卫，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不错的待遇了，可能是政府照顾她丈夫支边而特意分的吧。

安顿下后，我们洗了澡，躺在床上，我就犯了愁，明天见了小鹅怎么说呀，这俩人都跟叫花子似的，人家能搭理吗？

麻子却感叹说当初幸亏她没跟着你回小王庄，要不就当不了县长了，不定现在还在为生计犯愁呢。唉，人啊，关键一步走对，那人生就会大变。

我说不是她走对了，是你把我鼓捣瞎了，人家没办法才走的。

麻子说不管咋的，咱现在有奔头了。

我一听，心里就起了疑惑，问他是不是想赖在这儿不走了？那样的话，你呆这儿，我自己回老家去，咱丢不起这人。

麻子低声恨道：“丢不起也的丢，这儿有大树乘凉，为啥不靠？先过几天舒服日子再说。”

这老东西，咋说变就变呀。

第二天一早，馆长，还是叫名字吧。她姓马，叫马玉香。

马玉香做好了饭，叫我们吃了，打发俩孩子上学走了，因为饭店要九点上班，所以不急，先领着我们去县政府找张县长。

其实小鹅只是个副县长，主管妇联和文教卫生这一块。

县城不大，县政府也很破，就是大街边一个院子，院里几排平房。

看门的是个老头，马玉香问了，老头说张副县长一早就骑着自行车下乡去了，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

我心里暗暗高兴，见不着最好呀，免得尴尬。

看门老头让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了名字，说等张副县长回来跟她说一声。马玉香又把自家的住址写上，叮嘱老头说若张县长回来想找我们的话，就照着这个住址去就行。

回到家里，看看时间才八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