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我写得很忐忑，每一章都要查很多资料，还揪出来了很多史书上的明显错误。很多时候我不是不想多更新，是真的写不完，虽然我知道要写什么。

我要保证能把尽量真实的历史大势还原，而不是照抄史书，经常脑阔疼。史料是真的不能囫囵吞枣一样搬来就用。

比如说根据现代史学泰斗严耕望老先生多番考证的结果，夔州人口起码是食货志记载的五倍以上。

很显然史官受限于时代局限，忽略了流动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力，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也很浅薄。

史书上夔州是不毛之地，人口不过一万户。但严老先生综合其他史料考证，仅府城户口便超过了一万户。

那里是西南除了成都以外有数的大都会，川东在封建时期持续时间很久的经济文化中心。

再比如说开元末期的唐朝财政其实就已然处于崩溃状况，是依靠“拆墙”的模式，通过中央少调拨甚至不调拨款项给地方，让地方多承担财政压力，以此来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

当时的情况，已经窘迫到有些地方驿站，官府无力经营，不得不被迫转包（强行摊派）给地方大户。然后当地哪个大户接了就会很快倾家荡产，经常有人举家逃亡躲避摊派。

近些年出土史料里面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史书是不会直接写出来的。

前十万字，里面或许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都是我辛劳很久的成果。

第一幕的剧情半遮半掩，实际上主题就是关于唐庭税收货币化，关于调整租庸调的一个尝试。类似操作，历史上是在李林甫掌控下铺开的，但半途而废了。

由关税的争夺，引出李隆基的穷奢极欲，引出长安位置的偏颇，引出关中与河北的系统性矛盾。

这是第一幕，也是开元末年的历史大势。

我集中说的都是这些历史脉络，而不是什么李隆基杀三子啊，立李亨为新太子啊，李林甫上位赶走张九龄导致朝政堕落啊之类的。

这些都是表象，读者老爷们都知道，我就不想再以这个作为主线背景来写，都是写烂了的。

我要是着重写这個，那就好像是杀了这些人，唐朝就会千秋万代一样。如果按这样写，我一天能更新一万五，根本不会脑阔疼。

上本书，我在写的时候，关注比较多的，是历史的“剧情”，是整个大背景的故事走向。因为上本书很多读者连基本故事背景都不了解。不得已而为之。

而这本书，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我的着眼点，便在于历史的底层脉络。

尽量还原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真实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形态。不仅限于长安城。

研究唐代经济的古代人，常常忽略了一个现代人很容易察觉的问题：他们在算经济账的时候，只算国家总量，而不算经济运转的速度。

只计算钱币的发行量，而不去管它的流通速度与流通领域。

只站在国家层面去查看国家经济是否健康，而不在乎社会基层的稳定度。（我没有借古讽今，不要关联现代谢谢）。

很多时候评判的标准不同，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比如说唐庭在河北的各地府库就是满的，一直都是满的，包括安禄山造反之前都是如此，从来没有说缺军粮之类的事情。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社会很稳定很富足的错觉。

但如果以此来说明河北财政状况优秀，民生状况就良好，天宝时期大唐天下无敌，都是边将故意搞事情，才会爆发安史之乱，闹得民不聊生。

那这就是非常错误的观点了。

世界上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粮食安全，同样会建立了很多大型粮仓，这些粮仓常常都是满的。

打比方说现在作者我本人就是在唐朝开元时期，而且穷得揭不开锅，没钱吃饭了。那请问我可以去官府的粮仓讨饭吃么？粮仓的工作人员就应该打开粮仓让我吃么？

答案应该不言自明吧？

官府是官府的，民间是民间的。

在“盛世”里面写乱世迹象，这本书我想应该是没有同类作品的，包括我自己写过的两本书。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全新挑战。

我尽量把故事说得明白，在大势里面讲伏笔讲变化，而不去纠结一些小细节。也尽量不去写一些现代人自以为是的东西，妄图可以逆转劣势的脑残剧情。

这种能不写，就一定不会写。

比如说以为自己口才好，以为自己心细如尘，抓到对手的一点小辫子，就可以去跟李隆基讲道理，跟李林甫去讲条件说服对方如何如何。

让本来被罢官的人可以免于罢官，可以把李林甫身边的那些爪牙玩弄于鼓掌。

以为掌握了一点信息优势，就能翻盘绝境。

这一类的故事，不会出现的书里面，一章都不会写。很多小事，都只是大势的导火索，无论怎么摆弄引信，只要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