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朝廷来说，被立生祠的地方官员多有治迹、惠政，而且爱民如子，造福一方， 朝廷通过被立生祠的官员在地方上树立循吏的道德标杆与精神象征，不仅可以激励继任官员景仰追慕，使之见贤思齐，也可以在地方上树立国家权威，控制地方的文化资源、振文教、教化民众。

但是到了如今，生祠早就不是当初的意义了，生祠祈福报恩之义日益微小，成为官场之间阿谀奉承的政治手段。这对国家正祀、社会风气、官场交往等都产生了强烈冲击。

本来大明初年，乘次多是百姓主动自发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君子有惠政，则惠德之民将戴之如父母矣，泽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于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则相与肖其像而俎豆事之。

朝廷、地方、百姓都在无意中支持了符合儒家思想修 身、齐家、平国、治天下的治世理念，而官吏也将其作为他们为官生涯的最高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