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诗》曰：“盗言孔甘，乱是用谈。”非其言之盗也，盗者之言甘亦盗也。知盗以知言而恶其免夫！

八

皇然举六国之师，加之孱弱之沈，大其名曰伐，而目言其溃，以是为不相当之词也，而晋惫矣。

《师》之五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

长子者，刚大之智也；弟子者，纤轻之慧也。故师尚大智，不贵纤慧。晋之惫，晋之纤为之也。

晋之得伯也，以威楚伯也。城濮以后，八年于兹，楚既内有惩心，晋方外有秦忌，襄代文起，未尝一有事于楚，于是而惧其寒也。寒于楚，则将寒于伯，无以答诸侯之望矣。顾欲全师以向楚则不给，分力以摇楚则不能，无已而姑小试其南向之师，加诸易溃之沈，盖自以为慧之得，而不知已纤甚矣。

楚探其志而知其无如何也，且效之尤而资以相报也，不旋踵而姑用之江，江已灭而再用之六。卒之沈不益晋，而江、六益楚，则得失利败之多寡，不相偿而反负矣。

晋之有秦难，楚之有内乱，无以相及，均也。无以相及而姑试之弱小者，又均也。乃其得失多寡利败之不均也如此，岂徒远攻近取之势有便不便哉，纤慧之为用，利于小人而不利于君子，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其来旧矣。

巧者，无义之可尊而姑尊者也。有义可尊，舍义而尊巧，开巧窦以延夷狄小人之入，则黠诈贪没之尤便，其不相敌也，岂有幸哉！《诗》云：“毋教猱升木。”

教之而不如猱之捷，固矣！家氏曰：“伯者当伸大义于天下，以讨商臣之罪。”故正兵以讨商臣，上也；畏掣于秦而姑置焉，次也。伐之不足以为威，溃之不足以为胜，慧益纤而势益失，莫善其终矣！

九

商臣之罪，晋在所当讨乎？曰：此非一切之词所可制也，故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天理者不息，不息故密，其惟纯粹以精，退藏不忒，而吉凶善败亦于此乎受度。

若夫一切之词，立一义以该一切，可与否尽之矣。可与否既各成其端，端各有义，故天下无争仁而有争义。

吉凶善败，巧历所不能殚，乃争一废一而不顾其中，皆一切之词之所蔽也。

最下之说曰：夷狄之无父无君，自相蹄龁以终于乱，中国之利，勿问可也。似也，而恻隐之心亡矣。

且所恶于夷者，惟其取人之伦而灭之也。所恶于彼者此，而又幸其若此，诚反之心而不亦已傎乎！

其次曰：王者不治夷狄。不治则无乎治矣。无乎治，虽弑父与君，而固无治也，又谁与拣其重轻哉？

夫不治者，谓要荒之外，声不相问，迹不相及，其兴其丧，非我所知也。周裂土以封楚，授服以爵楚，其与中国，固尝与乎盟会观问之事矣。故不治云者，汉之于冒顿、宋之于完颜雍是已，雍弑亮。而非楚之谓也。

又其次曰：中国所虞者，楚也。楚且有覆载不容之罪，乘其罪而执之，是一举而两义伸也。于是而楚之臣子，内愤大憝，外资义问，从中而应，戮商臣以谢晋，改立君以听命于中国，虽使之削王可也，此因义以成乎利矣。呜呼！惟此之为说，似是而尤非，以蠹王道，莫之或先也。

夫义，一而已矣。大义在我，无所容假，而更假一义以益之，则并所秉之义而俱伪。“立心无恒”“莫益之，或击之”矣。夷之僭王，子之弑父，奉义以治之，致一而已足。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

阴惩其僭，而阳讨其弑，则是僭不足诛而必待其弑也，抑弑不必讨而惟僭者之弑为必讨也？

拓跋氏之以胁萧鸾，惟无可秉之义耳。有义可秉，而此之胁，楚之臣子岂不足以察我之情实，而暋焉恣我以得志乎？是故拓跋氏终不能得志于齐，浸文王而用此，亦不能得志于昆夷，而欲望晋之得志于楚也，不亦难哉！

汤武之放伐，施之君父而无嫌，志号一焉耳。志一号一，内顾不诚，用诈且不足以有功，而况于用义邪！是故一切之词，遽可其可，遽否其否，不患乎无执。而以处两端之中，歆止歆动，幸以为利，掩以为名，则功必堕，而义先丧，自非可与权者，固不足以与于斯矣。

且所谓权者，亦非轶可否之两端，以有其神变也。立者因道，权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权者道从心。心合道则道画心，道从心则心生道。欲心生道，必无往而非道。无往非道，纵广于道，因时以愤盈，是故可亦人之可，而有其必可，否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

以此而决大疑，诚于发，诚于义，则诚于功。帝王之所以张弛进退，宰天下而无嫌者，此而已矣。今且执大权以决此疑，则商臣之逆，其必讨焉，固也。乃其用以讨者，则非若前之所云讨者也。

义有序。序者，心之伦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疴痒之关心，固不能与中国齐也。内之国中，上之王室，下之友邦，晏然无可生其怵惕者，则当时之大愤，固莫急于商臣矣。故宋之于完颜雍，不可讨也：吾君父之仇未报而问彼之君父，则心已先乎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