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云令宰相举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guo之忠也;又责以保任,而举非其人,责其举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于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奸;况举天下以授之调变,而但恃缘坐举主之峻法乎?又况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责耆旧归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坏法之谴,文潞公且被褫夺,秦桧正误国之刑,胡文定与坐戮尸乎?
俨又云:“姑试以本官权知政事,察其职业之堪否而后实授,”则尤谬甚。以此法试始进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职者,子产犹曰“美锦不以学制”。与天子坐而论道、为天下臣民所倚赖之一二人,乃使循职业以课能否而用舍之,知有耻者,亦不愿立于其廷;况其以道事君,进退在己,而不以天子之喜怒为进退者哉?此法行,则惟兢兢患失之鄙夫,忍隐以守章程、充于廉陛而已。
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于相,非一日之遽得之也;人君登进草莱之士而至于相,非一日骤予之也。
或自牧守,或自卿贰,或自词臣,业已为群情所歆厌,而数蒙人主之顾问。
兵农礼乐,皆足以见其才;出处取与,皆足以征其守;议论设施,皆足以测其量;荐拔论劾,皆足以试其交。而待诸已入纶扉、将宣麻敕之日,始以职业考其优劣而进退之乎?甚矣!俨之罔于君人之道也。
苛细以亵天职,猜疑以解士心,长君之偷,劝臣之党,而能尊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誉之,即引而置之百僚之上,与谋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歆实授而饰迹以求荣,天下其得有心膂之臣乎?
盖自唐昭宗处倾危之世,廉耻道丧,桢干已亏,而昭宗躁竞,奖浮薄之风,故张濬、朱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谓宰相者贱矣。俨习于陋俗之氾滥,固将曰:此朝廷执笔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试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恶得而定邪!
六十四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而后止。
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道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
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犹未易折箠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互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
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强起而问无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nue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徐、李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
李璟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以功罪而择其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且遥为效顺。
于是踰年而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六十五
古乐之亡,自暴秦始。其后大乱相寻,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黄巢之乱,遗器焚毁,不可复见者多矣。至于柴氏之世、仅有存者,又皆汉以后之各以意仿佛效为者;于是周主荣锐意修复,以属之王朴。朴之说非必合于古也,而指归之要,庶几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司马温公之聚讼又兴,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持之确,析之精。虽然,未见其见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
孔子曰:“大乐必简。”律吕之制,所以括两闲繁有之声而归之于简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七调,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调而大备。”朴之所谓八十四调者,其归十二调而已。
计其鸿细、长短、高下、清浊之数,从长九寸径三分之律,就中而损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极乎繁密。九九之数,尽于八十一,过此则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审,心不能知,虚立至密至赜之差等,亦将焉用之也?蔡氏黄钟之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钟大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