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于此时,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岁币日增,力穷坐困,舍契丹以不虑,而外徼幸于斗绝之西陲,胜不足以立威,败则益增召侮。瘠牛偾于豚上,其如猛虎何邪?
况乎利诱三将之策,尤童昏之智,祗为夏人玩弄以相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说非也,而有不能讼言以示弱者,故假于伐丧之义,以止妄人之辩,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时也,元昊初丧之日也。齐桓陉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败身伤;刘裕北伐之功,吴明彻效之而师歼国蹙。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岂可以概论哉?
十四
功名之际,难言之矣。蔑论小人也,为君子者,道相谋,志相叶,好恶相若,进退相待,无不可视人若己者,而于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宠禄之谓也。
出而思有为于当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胜,志可以伸,心可以无愧,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与焉,退处于无能有为之地,则悁悁之情,一动而不可按抑。
于是而于友不纯乎信,于君不纯乎忠,于气不纯乎和,于品不纯乎正,皆功名之念为之也。故君子贵道德而贱功名,然后坦然以交于上下,而永保其贞。呜呼!难言之矣!
韩、富二公之相为辅车也,旧矣。富任中枢,而韩出安抚,不以为嫌也。富方报罢,而韩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后富有憾于韩,韩公死而不吊,隙末之衅,生死不忘,岂韩有以致之哉?
仁宗之建储也,范蜀公诤言于廷,谏官交起以应之,而富公居中力劝其成,韩公尚未与也。已而韩公入相,富自以母丧去位,于是韩公面对,不恤恶怒,迫请英宗之名,起复之苫块之中,正名皇子,韩公固独任焉,而富不与。
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构曹后以思废立,于是危言以镇压曹后,调和两宫,宗社无动摇之衅,韩公亦独任焉,而富不与。曹后无归政之志,韩公厉声迫请撤帘于衣裾尚见之余,韩公又独任之,而富不与。于是而富怏怏求罢,出守扬州,嫌却自此开矣。
及乎英宗早折,韩公受凭几之命,请力疾书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旧窠求兔之邪心,富既出守,韩公自独任之,富固不得而与也。
凡此数不得与者,自后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与闻。乃持此以开隙于趣向同归之益友,富于是乎不得允为君子矣。
夫此二公者,或收功于西陲,或箸节于北使,出入两府,通显已极,人望咸归,君心式重,与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升)[身]而望不为贬,夫岂待是以收厚实哉?
富亦辞荣有素,非有怀禄固宠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为障,几成张耳、陈余之晚节,无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怀忠爱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后世,郁悒周章,成乎偏衷而不自释也。故曰功名之际,难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义自靖其心,而贱功名为末节,诚有以也。
或且以致疑于韩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于此,有让道焉。则前之定议于密勿者,胡不待富于服阕之后?后之抗争于帘前者,胡不留富于请外之时?幸得同心之侣,与协恭以允济,而消疑忌于未形,韩公有余歉焉。“之说也,其于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诚者也。
夫苟秉拓达光大之衷,则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韩公固不以狭小之量拟富之必出于此。而天位去留之际,国家祸福之机,当闲不容发之时,如其恤谦让之文,迟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则事机一失,变故丛生。庸人误国以全身,胥此道耳。
而公岂屑为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决策者,仁宗之独断耳。英宗育于宫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之迟回而审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争请,牍满公车,未能决之一朝者,有闲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辈宵人之计,已岌岌矣。
则斯举也,独任之则济,分任之则疑。韩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叹曰:“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以此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于人?功可分,名可让,而死不可要人而与共;专死也,非专功也,何容轻议哉?
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决也,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可为则为之,可言则言之已耳。
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奭弗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