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

河北之守，自毕士安撤备以后，置之若遗。西事一兴，韩、范二公小为补葺，辄贡“心胆寒裂“之谣，张皇自炫。二公虽可分阃，固不能出张子房、李长源之上。藉使子房执桴鼓以敌秦、项，长源佩櫜鞬以决安、史，势固不能。而其为彭、韩、李、郭者何人？

宋固不谋也。怀黄pao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岂无可恃之才哉？

使韩、岳、刘、吴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闲，无以自振；黄天荡、朱仙镇、藕塘、和尚原之绩，岂获一展其赳雄邪？

唯不知此，而早以财匮自沮，乃夺穷民之铢累，止以供无益之狼戾，而畜其所余，以待徽宗之奢纵。若其所恃以挑敌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宪已耳。

以兵为戏，而以财为弹鹊之珠。当国大臣，无能以定命之訏谟，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为之志，宜神宗之厌薄已亟，固必曰：“赞仁宗四十余年养痈之患者，皆此俦也。“言之徒长，祗益其骄而已。

呜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难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张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渐张之，犹可为也，过此而愈难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进富公与谋，而无以对也。宋之日敝以即于亡也，可于此而决之矣。

四

王安石之未试其虐也，司马君实于其新参大政，而曰“众喜得人“，明道亦与之交好而不绝，迨其后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难，洵哉其难已！

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夫知言者，岂知其人之言哉？言饰于外，志藏于中；言发于先，行成于后。知其中，乃以验其外；考其成，乃以印其先。

外易辨，而中不可测；后易核，而先不能期。然则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见孝公而言三王，则固三王之言矣。

王莽进汉公而言周公，则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为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与周公之言也。

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见古人之心；尚论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归；详说群言之异同，而会其统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审其旨趣；然后知言与古合者，不必其不离矣；言与古离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终始以立本而趣时，不足以与于斯矣。

立圣人之言于此以求似，无不可似也。为老氏之言者曰“虚静“。虚静亦圣人之德也。为释氏之言者曰“慈闵“。慈闵亦圣人之仁也。为申、韩、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赏“。二者亦圣人之用也。

匿其所师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时君之所志，希当世之所求，以猎取彝训，而迹亦可以相冒。当其崇异端、尚权术也，则弁髦圣人以恣其云为。

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进，则抑捃拾尧、舜、周公之影似，招摇以自诡于正。夫帝王经世之典，与贪功谋利之邪说，相辨者在几微。则苟色庄以出之，而不易其怀来之所挟，言无大异于圣人之言，而君子亦为之动。无惑乎温公、明道之乐进安石而与之言也。

夫知言岂易易哉？言期于理而已耳，理期于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圣人本天，异端本心。“虽然，是说也，以折浮屠唯心之论，非极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无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运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

故圣人见天于心，而后以其所见之天为神之主。知者，务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

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于心，则恻怛不生于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恶不警于志，言义者即义矣；饰其言于仁义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内以毁廉隅，皆隐伏于于内，而仁义之言，抑可不察。

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绝而与之交者，此也。当其时，秀慧之士，或相奖以宠荣，或相溺于诗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戏豫，行不急于进取，则奉天则以鉴之，而不见其过；将以为合于圣人之言，而未知圣人之言初不仅在于此。乃揖而进之，谓是殆可与共学者与！实则繇言之隐，与圣人传心之大义微言相背以驰，尤甚於戏(渝)[豫]诡遇之徒。何则？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

若温公则愈失之矣，其于道也正，其于德也疏矣。圣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笃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确持者法。

且其忧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则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征，善谈当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为不谬于圣人之言。于明道肃然敬之矣，于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于荡闲败度之苏氏，亦翕然推之矣。

侈口安危，则信其爱国；极陈利病，则许以忧民；博征之史，则喜其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