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岛”时期的租界经济并不萧条，而且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是畸形的，因为租界是在日本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下；再繁荣的经济也只能说是一种怪胎。

怪胎也是胎，将孤岛团团围住而放任她的经济繁荣；其实也是日本的一种战略——以战养战。

租界是美国、英国、法国人兴办的，这些国家日本一时半刻还惹不起；对他们在上海的地盘也就不能轻举妄动。

日本人不轻举妄动的目的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想从孤岛繁荣的经济中分得一盘羹。

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在二十世纪30年代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精英，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把各自国家的商品运到上海进行交易赚取高昂的利润。

日本是个资源严正缺乏的蕞尔小国，允许孤岛经济的存在和繁荣；就是想从中获得丰富的资源。

这是陈国伟上海之行的直接感受，可谓刻骨铭心；震撼心灵。

陈国伟离开上海3年，3年来他在大后方天宝市十里桥兴办的申新纺纱厂忙得不可开交；很难回到上海老家跟妻子容诗瑾团圆。

容诗瑾是个贪图安逸的女子，在容氏全家迁徙大后方这件事情上跟爹爹容天尊闹了别扭。

容诗瑾固执地不跟家人一道前往，而愿意一个人留在上海生活。

容家是上海首富，光在上海的房产就有几十处；容诗瑾一个人在上海不乏老妈子、佣人伺候，衣食当然无忧。

问题是上海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区中又有租借存在；上海聚集来世界的流氓和狼人，一个年少女子独身在上海自然有想象不到的危险。

容天尊尽管对大女儿不大喜欢，可是倘若容诗瑾有个什么差错，做父亲的根本接受不了。

基于大后方工厂缺少原料和对妻子容诗瑾的牵挂两个双重原因，陈国伟从天宝市返回上海。

但战争年代的行程十分艰难，陈国伟整整走了十三天才到达上海；在渔阳里容家里弄住宅见过妻子容诗瑾，两口子颠鹰倒凤一番；陈国伟来到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两边不停地跑；租界繁荣的经济使他瞠目结舌。

陈国伟不敢相信在小鬼子的层层包围中会有这么一方净土，热闹繁忙的商品交易和加工，在他的心灵上打了深刻络印。

陈国伟是商人，商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赚钱；那里有钱赚商人就在那里扎堆；没见巴掌大的租界里面拥趸着几千家企业吗？

利益的驱动使陈国伟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重新在租界开张的计划也就在脑海中初步形成。

陈国伟决定：将战前租赁出去的几处厂房要回来，在租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容家在租界就有几处纺纱厂；大本营迁徙大后方时，将租界的几处纺纱厂租赁给一个名叫钟灵透的人。

容家给钟灵透租赁工厂时，钟灵透还没什么势力；可是到了1939年这阵子，他已经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了；因为钟灵透的姐夫傅宗耀做了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特别市市长。

上海特别市是日本占领上海后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作了市长的傅宗耀自然是个大汉奸。

傅宗耀曾经做过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1927年由于不借钱给蒋介石遭到通缉，后来长期避难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跟日本人勾当。

傅宗耀曾经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身价5000万元，要用这些钱来打倒蒋介石！”

傅宗耀做汉奸是官府跟商人分道扬镳后政府打压商人最有代表性的实例。

商人只能依靠政府才能生存，政府也只要团结商人才能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两者一旦分道扬镳那问题就来了。

不是官府将商人杀害和收编为其所用；就是商人用钱财支持政治人物改朝换代。

从这个层面讲，政府跟商人就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了两只蚂蚱，你跳他也跳，你跳他不跳麻烦就来了。

1923年上海总商会发出一则狂妄自大的消息：“上海总商会宣布**！”

这是商人得以忘形的一种自我暴露，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左右乾坤；殊不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商人手中有钱就想**，想自成体系；不啻于天方夜谭。

但有钱的上海商人还是要把头给胶锅里刺，成立了一个70人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身份来管理城市。

由此，上海总商会和政府分道扬镳。

然而短暂的经济春天后，商人们再次陷入蹒跚挪步的沼泽中；与此同时军阀混战，商圈开始寻找新的政权依靠。

这次，上海总商会投靠了蒋介石。

商人们投靠蒋介石并不是单纯的走投无路，更多是因为他们要寻求一个政权来保护自己。

商人尽管手中有钱，但自身缺乏社会安全感；日益对立的劳工阶层的利益使他们害怕，**的社会让他们无处安身。

于是，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