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银行机构的设立，不仅打破了外国银行对我国外汇汇兑的垄断，同时也为中国银行在今后的发展中奠定了基础。

到了1932年，在贝祖诒的策划和组织下，中国银行在世界主要城市先后创建了十八家分行。

1933年，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白银风潮”。

在此情况下，贝祖诒积极主张“废两改元”——改以白银为交易价格为以银元为货币。

随之，贝祖诒参加了民国政府财政部筹备货币改制的“七人研究会”。

1933年4月，民国政府正式颁布《废两改元公告》，有效遏制了我国的白银外流。

1935年3月中国银行改组，增加官股，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任董事长。

1937年抗战开始，随着战争的扩大，中国银行的行务日趋繁重。

1938年4月，中国银行决定增设副总经理一人；同仁们公举贝祖诒担任，仍兼中国银行沪行分行长。

1939年中英合作，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汇丰银行，及印度专利银行和澳大利亚银行联合组成了“中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

委员会由五人组成，贝祖诒为五人委员会中的一人。

贝祖诒任中国银行总代理伊始，即提出了中国银行的服务宗旨——以扶持国内生产为范围，以期增加出口贸易；减少进口贸易，平衡国际收支；而以裨益国计民生的一切生产事业为贷款对象。

中国银行这种利国利民的服务理念，一直到了今天依然保持着。

贝祖诒不光在银行业为国建树，进出公共租界工部局后；在捍卫华人的利益方面也是功勋硕伟。

杜月笙在巡捕队长胡喜来带领下来到贝祖诒办公室，已经大半夜；贝祖诒还伏案疾书。

一见杜月笙，贝祖诒张目结舌，把手指着他道：“杜兄，您不是远走香港了吗？怎么……”

杜月笙上前紧紧握住贝祖诒的手扬声讪笑，道：“上海是杜某的家，杜某有意在报刊上大肆张扬说去了香港；其实一直在上海活动铲除汉奸！”

“杜兄可谓英雄不减当年之勇啊！”贝祖诒上前拥抱杜月笙，扬声大笑：“贝某佩服杜兄！”

杜月笙讪笑几声，把手指指身旁的李继刚和薛小银道：“这位是八路军的李团长，这位是**大后方警卫团的薛团长；两人的长官是国民政府大后方中将总督都关锦璘！”

“关锦璘？不就是国民政府经济部那个棉业主任吗？”贝祖诒直言不讳道：“关锦璘留过洋，听说回国后在华北平原试种出亩产600的棉花；什么时候做了大后方总督都？看来老夫孤陋寡闻了！”

贝祖诒说着，十分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来叙谈。

杜月笙把手指指外面几百号人呵呵笑道：“关将军的几百号人马还被巡捕房的巡捕看管着呢！”

“开什么玩笑？”贝祖诒对胡喜来喝喊了一声：“**、八路军、青帮弟子都是公共租界的朋友；还不上待！”

胡喜来应答一声匆匆出去招呼金鹰特战队的人了，贝祖诒这才问了一声：“杜兄星夜造访不知有何贵干！”

杜月笙将傅筱菴勾结日本人隐藏法币原始印板，在上海市场上大肆炮制假法币；关锦璘已经捣毁日本人的假钞制作中心，打算刺杀傅筱菴，夺回法币原始印板一系列部署叙述一番。

贝祖诒扬扬手臂眉飞色舞道：“傅筱菴这厮早该死啦！”

贝祖诒神情亢奋地说着，慷慨激昂地向杜月笙和李继刚、薛小银讲述起他所了解的傅筱菴。

“傅筱菴是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炮制的一个傀儡！”贝祖诒站起身子一边在屋地上踱步，一边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颁布了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征收鸦片烟税！”

“这个杜某知道！”杜月笙插上话：“这是汉奸最可恶的地方，纵容国人抽鸦片从根本上损坏基础！”

“杜兄说得是！”贝祖诒神情亢奋道：“1938年,日本侵略者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任命邵式军为“浙皖税务总局局长，在租界接收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

李继刚蹙蹙眉头道：“邵式军是盛宣怀的外孙啊！盛宣怀被人称为晚清商业之父！”

“邵式军正是被人称为晚清商业之父盛宣怀的外孙！”贝祖诒握紧拳头在眼前晃了一晃，道：“可盛宣怀的威名早被他的不肖子孙糟蹋得不像样子，晚清商业之父的不少子孙做了为人不齿的汉奸！”

贝祖诒顿了一下清清嗓音道：“松井石根原想把鸦片烟税划归给邵式军征收，但又考虑到鸦片烟税属地方税与统税有所区别；松井不信任苏锡文，就让邵式军推荐人选！”

贝祖诒扬扬手臂道：“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从中拉拢盛宣怀的侄子盛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