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事件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但是意外的是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正式向日本宣战，也未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仅仅是将驻日大使召回。

关锦璘矗立在建筑中军用机场和刘鹗攀谈时，离“九一八”事变已经10年；“卢沟桥”事变也有4个年头，国民政府还未向日方宣战，这其中有何蹊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激情的压力之下；蒋介石虽然表态要进行抵抗，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但仍然对日本心存幻想。

1937年7月8日，蒋介石让外交部长王宠惠派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但日本方面很强硬，他们提出，“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拒绝了蒋介石要求谈判的建议。

即使如此，国民政府仍然希冀像“九一八”事变一样，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

因此，一直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双方也一度达成了口头停战协议。

只不过1937年7月10日，日军炮轰轰宛平城使得战火重燃。

面对日本人的尔虞我诈，国民政府除了“抗议”、“谴责”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招数。

1937年7月1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再次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和平解决方案。

该方案被日高信六郎一口回绝，此后，在日本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居然严令停止抵抗，放手让王宠惠与日本人谈判。

王宠惠与日本人接触甚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非常清楚。

1937年7月15日，王宠惠在行政院会议上建议国民政府尽快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王宠惠的建议得到国民政府重视，于1937年7月17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此事。

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种，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

因此，会议决定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

在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

事实上，哪怕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同胞30多万人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蒋介石依旧派出的特使不间断地在香港与日本进行接触、谈判，一直至日本投降也未终断。

应该说，自1937年以来，中国的抗战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虽然中国多次请求美、英、法列强进行经济和武器上的支持，但后者都不理不睬或者一口拒绝。

英、法担心日本对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给了中国窝心一刀。

美国稍好，虽然美国商人将大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人；但多多少少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倒是蒋介石最大的敌人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其总量超过了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总和。

美国人加大在成都周边部署军用机场，日本人在上海对租界越来越强硬的政策；是关锦璘都感觉到，日本和美国必有一战。

如果日本和美国发生战争，对千孔百疮的中国战场无疑是一种缓释。

天不灭华哟！关锦璘有点兴奋地在心中喊了一声，把思绪拉回到眼前。

寻思成都郊区正在修建和已经启用的b-29大型轰炸机专用机场，是日美必有一战的前奏曲。

但现在还不能如此评价，只能说美国在成都郊区修筑军用机场；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人道主义支持。

美国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自然要被日本侵略者视为敌人；日本对美国宣战似乎为时不远。

可是日本弹丸小国敢跟军事强大的美国叫板吗，形势似乎还不明朗。

关锦璘心中想着，便将自己的想法和刘鹗、王国伦一起分享。

刘鹗听关锦璘如此讲，忧心重重道：“美国之所以在成都郊区部署b-29大型轰炸机，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中国战场；中国的东南沿海海、陆、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b-29大型轰炸机只能先停落在印度；再从驼峰航线飞来印度，日本人要是跟美国开战；那就十二分的小人了！”

王国伦愤怒不已：“日本人小人得志咄咄逼人，正和美国开战就有好戏看！美国不是有原子弹吗？那可毁灭人类的武器，惹恼美国人给日本投上一两颗；够他们喝一壶的！”

王国伦说得津津乐道，刘鹗突然拍拍脑门道：“今天是不是星期天！”

关锦璘一怔，慌忙搭话道：“今日是星期天啊！怎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