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伦将何大狗送来的胶卷交由田市长冲洗出来，以最快速度派人送往驻守在重庆的刘鹗手中。

刘鹗已经跟《大公报》笔政王芸生讲好，照片一到马上见报；让战时首都重庆的人民都知道，精忠报国的大后方中将总都督关锦璘被军统羁押；罪名是勾结**图谋不轨。

当刘鹗讲到关锦璘被军统羁押的罪名是“勾结**图谋不轨”这句话时，王芸生慎重其事地考虑半天嘿嘿笑道：“刘兄是刘湘将军的公子，忧国忧民大义凛然；王某佩服，可‘勾结**图谋不轨’一句芒峰毕露，不宜见报！”

刘鹗凝视着王芸生不明事理，王芸生振振有词道：“《大公报》尽管是眼下的报界之王，但还是要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要得罪领袖！”

刘鹗似乎明白王芸生的意思没有说话，可神情王芸生理解；王芸生呵呵笑道：“抗日战争以来，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联合抗日；但蒋委员长对囚禁自己的西安事变一直是隐忍不发，原因再明显不过——仇视！”

扬扬手臂道：“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领发动的，但委员长一直认为幕后操手是**；而**对国民党积怨也是太深，远去的1928年四一二屠杀我们不提；就1936年的西安事变来讲，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可在1937年，马步芳的部队还在河西走廊残杀了2万8名西路红军！”

刘鹗嘘叹一声：“国共两党积怨太深这是不争的事实，可现在毕竟是共同联合抗日的时期；军统羁押**就有点以大欺小，以强欺弱；抢到土匪作风了！”

王芸生讪笑一声：“刘兄肝胆相照，铮铮铁骨芸生敬佩；但报纸跟行军打仗一样也得讲究个战略！”

清清嗓子道：“就眼下而言，国民党是执政党；委员长**坐大的思想十分严重，羁押**只是小儿科；屠杀才是大手术！”

一顿，振振有词道：“刘兄忘了皖南事变？刚刚发生时间不长啊！”

不等刘鹗回答，又道：“卑职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的人格；才有**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一笑，道：“关将军是不是有点幼稚！李继刚被羁押自有解决办法，他自己一个中将将军亲自闯入牢房劫狱太盲目！”

刘鹗一怔，婉言道：“王总编忘了关将军赶来重庆怒砸星临轩餐馆的事，那次关将军赶来重庆就是求委员长高抬贵手放过李继刚；但委员长态度暧昧一提起**仿佛挖了自家祖坟，关将军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遗风；不能看着自己的战友被莫须有的罪名活活整死，才出马营救的！”

刘鹗极力为关锦璘辩解，刘鹗尽管认为关锦璘的行动有点鲁莽，可是从侠义角度讲，关锦璘是完美无缺的英雄。

刘鹗当然也理解王芸生的处境，蒋委员长口口声声讲新闻要自由，可毕竟只是说说而已：新闻能自由吗？****的国家执政党会让新闻自由？做梦去吧！

王芸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办报纸为人民大众鼓与呼，不比拎着脑袋上前线跟日寇搏杀安全。

王芸生是张季鸾故去后《大公报》的继任人，王芸生不是**也非国民党。

他以无党派报人的身份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始终坚持**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的批评。

王芸生笔峰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在报纸**与自由精神的思索与实践方面，王芸生上承张季鸾的**精神；并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看得更远。

王芸生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王芸生十分注重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性原则，以及报刊的舆论功能。

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

抗战期间，王芸生依照此原则写的很多抗日报道，使《大公报》的影响和声誉达到了顶峰。

《大公报》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后来又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地同时出版，总销售量达20万份，为当时各报之冠。

王芸生坚持“文人论政”思想，在近代民营报业史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特点。

《大公报》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顶峰，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文人论政”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