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赵佳已经给洗好了，而且赵姐还煮好了酒酿鸡蛋，逼着她快吃。吃着香甜的酒酿鸡蛋，她想到睡在办公室的吴姐，肯定没人给她搞早饭，路上记着买点什么给她带过去。

在办公室里睡觉无所谓上班下班，收拾完“床铺”和自己，坐在办公桌前就是上班了。吴冷兰打开笔记本，查看了一下以往的记录，记下了当天必须做的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必须动员那几个家政工搬出宿舍。然后又开始整理昨天从抽屉里找到的乱糟糟的资料，把那些合同按到期时间分别夹进夹子里，又挑出几份试工期已过应该签合同和原合同期已过应该续签的资料。

正忙着，高真进了门，递给她俩包子，吴冷兰这才想到还应该吃早饭。吃完包子，明知道问了也白问，吴冷兰还是试探着说：“我也应该投一点资吧？”

“不用，商总不让我与别人合伙。”

我是别人吗？没有我，你知道商总姓甚名谁吗？吴冷兰心里这样想但嘴上没说。她知道给高真打工已成定局，说了只能影响情绪，没必要。不帮她干吧，太不仗义。高真刚刚接手这个公司，对这个公司的情况两眼一摸黑，对如何操作普通家政也没有多少经验，自己既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对操作普通家政有一定的经验，先就这样干着吧。想是这样想，但为人实在的吴冷兰，还是以给自己干的热忱，忘我地投入到了家好家政公司的工作中去。

高真似乎没有察觉到违背了动员吴姐拉出来单独干的初衷，看似诚恳地说：

“吴姐，今天咱俩开始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了。”

但吴冷兰很明白，“同”、“共”是不可能的。既然是由高真一人承包了这个公司，她再有能耐，也还是打工的角色，尽管她也很想承包。但承包人是当然的老板，这个位置是不能颠倒的。因此吴冷兰暗暗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以高真的恩人自居，时时刻刻记住自己的位置。后面的事实证明她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高真每次向雇主或新家政工介绍自己时，总是说她是总公司派下来的，不会像以前的承包经理那样光想挣钱不想负责。

以前的经理常常不择手段，对家政工的要求不是让她们认真地去雇主家努力工作，而是只要求她们去签单，能签下单来就OK。有些家政工明明不适应那个雇主家，但完成公司的签单要求就拼命忍耐，一俟签下单来就立马提出辞工。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多家政公司常用的手段。他们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家政工专门去签单，只要签上合同，就以种种理由抽身走人，然后把条件不好的换过去。如果雇主不同意换人而提出终止合同，则费只能按退一部分如果是家政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则百分之百全退，所以家政公司不会主动提出终止合同，而是承诺更换服务员，雇主想想不合算，只好将就了。媒体对这种现象也有报道，称之为“保姆托”。

而高真说她自己是总公司派下来的，不管签单多少，每月四千元的工资分文少不了她的，所以，她不会去干骗雇主签单的事情。

高真这样一说，在家政工的心目中吴冷兰就不值钱了。势利眼一直是国人的通病，低素质人群尤甚。吴冷兰在李云手下干了近两个月，对这个公司情况的熟悉程度是高真不能比的，而且其工作态度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商总不让她负责却找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高真来负责，只能说明吴冷兰是个没能力的人。而吴冷兰听高真几次这样介绍她自己之后，便再也不谈她和高真传奇般的认识经历了，只是以打工者、被领导者的身份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家政工们发现她并非什么当权者后，便时有不恭，或公开抵制她的安排。比如待岗家政工按公司的规章制度应该主动承担办公室的清洁卫生工作，但吴冷兰要求她们去干时，她们就不动弹，而高真一提，她们立刻颠颠地去干。即使如此，高真的工作，吴冷兰还是不想多说什么，且自觉地接受高真的指挥和领导。人前她也从不叫高真的昵称真真，而是一本正经地称她为高经理。

吴冷兰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替别人着想，有时宁可自己受损。

其实，对家好家政公司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来讲，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高真既不能指挥也不能领导。于是吴冷兰每做一件事情，就主动请示高真，做完后又主动征求高真的意见，时时刻刻让高真感到自己的领导者身份，同时也树立了高真的威信。她从来不去解释她与高真的地位差别是由经济基础而不是由能力决定的，她常常想：倘若有那么多遗产可以继承，有那么多非工资收入可以获得，她完全有可能理直气壮地做承包人。由此，她深深感到没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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