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吴冷兰拉上邓丽，顶着大太阳马上出发。也不知道去那个地方怎样坐车，下楼后打听了好几个人，才大体搞清楚。

这是常有的事。雇主都是有车族，平时出门开自己的车，来挑保姆也是开车来。没车的、不会开车的也是打出租，还没听说过哪个雇主坐公交车来挑保姆的。换保姆时就不想再来了家政公司送，但又往往因为他们不坐公交车，根本不知道到自己家应该坐哪路车，到哪儿下。吴冷兰每次去一个新雇主家，总像瞎子摸象一样，常常不是坐错了车就是下错了站，有一次甚至坐反了车。因为鹏城的公交系统非常发达，全市共有近200条公交线路，大巴、中巴、小巴，冷巴、普巴、双层巴，区间车、跨区车，许多当地人都搞不清那些车的走向。有时公交车改道延长又不及时反映在站牌上，这路车明明能坐到，站牌上却没有，或站牌上明明有，坐上车却说改道或取消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下次坐车方便，吴冷兰就采取记录的方法，并且，每坐一路新车，就在地图上仔细查看它经由哪些地方，一张鹏城地图，都快让她翻烂了。

太阳像火球似的，烧灼着每一个衣着单薄的躯体。人们都尽量躲在大楼的阴影里和树阴下走路，或者用遮阳伞为自己撑出一片阴凉，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便组成了鹏城一道流动的风景。

看着大楼和绿树投在地上的阴影，吴冷兰突然想起晚上走路的趣事。由于白天被太阳晒怕了，晚上出门，吴冷兰也会下意识地避开路灯光，躲到大楼和绿树的阴影里。同行的人都觉得奇怪：人家走夜路专挑有灯光的地方走，你怎么专挑黑影里走？

想到这里，吴冷兰哑然失笑。

到了车站，吴冷兰查了一下站牌，又找等车人核对了一下，确定了该乘坐哪路车后，便抓紧时间对邓丽进行突击培训：简单的法律常识，如何称呼雇主家的人，怎样招待雇主家的客人，饮食口味、起居时间、工作标准等要按雇主的要求去做，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等等。

车来了，两人上了车，吴冷兰还在不停地说。顺便又问了一下邓丽的情况，因为她还完全不了解这个皮肤黑黑、暴牙突嘴，眉眼间却显得很有心计的女人的情况。邓丽是在吴冷兰不断接听电话时，与高真交谈后办的手续。

通过交谈得知，邓丽来鹏城已经三年，从街头流动小贩做起。那时，整天提着篮子与城管打游击。后来，在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每天半夜老公去农批市场进货，她就在清晨开始卖。起早贪黑地忙了一年，积累了一点儿本钱，又盘下一间水果店，夫妻两人勤奋经营一年多，积攒下三万元。谁知，一场大祸降临，九岁的儿子突然因吃泥螺引发了一种难以医治的过敏症差点死掉。经抢救治疗，命是保住了，但却变得弱不禁风，只好休学在家，每天都需要用药陪伴，每月的药费就需要两千多元。为给儿子治病，水果店卖掉了，那点儿积蓄也花光了，夫妻两人只好打工为儿子挣药费。

听了这些，吴冷兰很是同情，安慰她珍惜这次下户的机会，安心做好工作，多挣点儿钱给儿子治病。但是，吴冷兰又嘱咐她：这些事情就不要对雇主说了，雇主不喜欢经历太复杂的保姆，说了后，雇主一般不会同情你，反而会对你起戒备心。有一个这样的教训，一个保姆结婚时没办手续，孩子十七岁时才发现，后来老公起了歪心，她一气之下，跑到深圳来找在这里打工的女儿，可女儿却不认她。她当了保姆后，向雇主家的老太太倾诉自己的冤屈，没想到不仅没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辞退，老太太说连结婚要登记都不懂的人，脑子有问题。还有，你老公在这里打工的事更不要说，雇主最反感保姆的老公也在这里。别看雇主整天你恩我爱的，却要求保姆清心寡欲，不得分心，以便一心一意地为他家工作。每个月两天的公休，一般是不准在外过夜的，有一个保姆就因为老公也在深圳，每次休息要回去过夜，便在哪个雇主家也干不长，甚至有一次，她前脚刚走，雇主就让我们送人替她，咱们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邓丽点头称是。

到了雇主家，发现那个不想干的保姆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厨房里还有个60多岁的胖老太婆正在满头大汗地忙碌。跟雇主互通姓名后，得知那是她妈妈，吴冷兰开始还以为她家请了俩保姆呢。走路走得吴冷兰和邓丽也满头大汗，这才发现，这个雇主家竟然没有空调，只有两台鸿运扇在有气无力地转着，看来保姆的工资有一部分是“省”出来的。一边擦着汗，一边简单了解了一下：雇主家有小姐、先生、小姐的母亲、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点，一个还不到三岁。小姐叫刘应姝，是湖南人，老公是香港人，没说在香港做什么工作，反正是上三班，每两天一倒。

鹏城这个地方，不知为何好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隔得还那么近。他们大都由保姆带大，孩子们普遍缺乏管教，显得有些无礼、自私、任性、专横，这俩孩子也不例外。他们的妈妈到里屋给宗大美取工资时，那个小姐姐用圆珠笔把弟弟的脸划了一道，立时就红了起来。吴冷兰和蔼地对她说：快向弟弟道歉，弟弟会疼的。那小姐姐蛮横地推了她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