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然而，不知为何，姑娘没有及时往家里打电话。第二天晚上，那个自称哥哥的又来了电话，吴冷兰说已经通知那个姑娘了，应该能回电话的。李云在旁边夺过电话，不耐烦地说：她不给你们回电话，该我们什么事，没事别老是往这打电话！说完就把电话扣了。

别看李云嘴上整天挂着“黄土地姐妹、下岗女工”等假惺惺的话，却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非常反感保姆家的长途电话，只要是她接到的找人的长途电话，不管人是否在公司，都一口回绝：她，以后不要往这打她给你打！有一次，吴冷兰接到一个找人的电话，李云说：告诉他，人早就走了，以后不要来找她。可是，第二天，李云搂着一个人的腰，亲热地进了公司，当向大家介绍那人的名字时，吴冷兰吃惊地以为听岔了：这不是昨天晚上李云说早就走了的那个人吗？听上去有深仇大恨似的，现在怎么亲姊热妹的。由此，她对李云的两面三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电话被扣，“哥哥”在那边急了，马上又打了过来，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能找到她的电话？你们到底是个什么公司，是不是把我妹妹拐卖了？吴冷兰只好又费一顿口舌再三解释，那边勉强答应再等两天。谁知，三天后，两个男人怒气冲冲来到公司，张口就让把那个姑娘交出来，不然，他们就要报告公安机关。吴冷兰再三解释，然后又当着他们的面给那个雇主家打电话。原来，那个姑娘的雇主怕姑娘走掉，没告诉她家里让她打电话的事，因此而引起了她家里的误解，那两个人临走时，再三陪不是。说起来，那也是个很难缠的一家，雇主是个老太太，很罗嗦的那种，专门用小姑娘，但也像走马灯似的换。改变邻居对她的看法，这次她用代管工资、不许姑娘往家打电话、给姑娘施小恩小惠的办法，想让那个姑娘在她家多干些日子，但那个姑娘还是不知用什么办法给家里通了信家里谎报军情把她叫回去了。临走前，老太太把施小恩小惠给姑娘买东西的钱全部从工资里扣了出来。

谁知，过了一个星期，那个男的又打来电话，问吴冷兰联系上宗大美没有？为何没接到她的电话？

吴冷兰告诉他，那天晚上放下他的电话，就给宗大美打了电话，如果真没给他回话，她马上去电话催一下宗大美。

可能觉得确实有必要来说明一下这件事，宗大美过几天向雇主请了假，特意来公司说明了这件事。

吴冷兰和高真这才得知宗大美来鹏城之前的经历，听后，她俩对宗大美的处境深表同情，但认为只是逃避也不是个办法。

“在我们那里，如果女方提出离婚，对男方来说是奇耻大辱，所以他们早就买通了那些管事的人。我如果去要求离婚，他们不会给办的，他也不会同意离的，像他们那个家的情况是结不起第二次婚的。其实我也不是非离不可，我就要求他改掉游手好闲的坏习惯，不做寄生虫，去找个事做。他如果自食其力了，我会考虑去找他或让他到这里来，我们一同打工挣钱，租间房子，正儿八经过日子。农忙时回家帮一把，顺便看看父母，我也想有个家呀。”

说到这里，大美的眼睛湿润了。

“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他可是希望你尽快给他打电话的。”

“已经打了。他说他要到广州去打工我也去。我答应他，等他打工挣到5000块钱，并确实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时，我再去找他，谁知道他会不会拿着他父母给的钱去广州瞎逛呢？”

吴冷兰看着这个比自己的女儿仅大三岁的姑娘，心想：自己的女儿到她这么大时，应该还在大学校园里愉快地学习。而宗大美却过早的成为人妻，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却又得不到丈夫及婆家的疼爱，只能像孤雁一样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但心底里又没有失掉对家的渴望。

“你既然对他还抱有希望，那就常给他打电话。一方面鼓励他不断进取，一方面及时掌握他的动态，必要时去他说的打工的地方看一看。如果真是浪子回头的话，就齐心合力挣点儿钱，找个合适的地方安个家，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也说不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意识到一个男人对妻子对家庭的责任的，只是千万别回乡下那个家。回到父母身边，他也许又会产生依赖心理。唉！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个样。”

吴冷兰想起自己那个城市，多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力的活不想干，动脑筋的活干不了，只好闲在家里让父母养着，结了婚生了孩子还靠父母那点可怜的退休费养着。高真也说过，他们那里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搞点儿小玩意儿，在街头门口摆个小摊挣几个小钱，而他们的儿女下岗失业，不想去干出力的活，便整天猫在家里打麻将，毫无廉耻地剥削父母。

但愿宗大美那个不争气的老公能早点儿成熟起来，担起男人的责任。

接替宗大美的邓丽当天半夜给公司打回电话，说实在干不了，她的手洗衣服居然被洗破了。邓丽第二天回到公司，伸出手给高真、吴冷兰看，果真手腕处搓掉了皮，露出了红红的嫩肉。高真又气愤又心疼，气的是这些雇主太会整人，居然用那样一种奇怪的洗衣粉；心疼的是宗大美是怎样熬过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