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姝在邓丽走后，马上打来了电话，问宗大美想不想再回去，若回去，就把300块的奖金补给她。但宗大美坚决拒绝，可见刘应姝家的活的确令人生畏。

看了邓丽的手，想起了刘小妹的手，吴冷兰实在忍不住了，产生了把这种事反映给媒体的想法。她跟高真商量后给报社打了个电话，反映雇主把保姆当成洗衣机来用，并用那种专门整保姆的洗衣粉，保姆因此把手都搓破了。然后顺带说上了保姆们反映的各种情况：洗被罩、床罩不准用洗衣机；洗窗帘不准；洗牛仔裤不准；不光不准用洗衣机洗还不准用洗衣机甩干；还有的女雇主不尊重保姆，自己和老公的衩裤、袜子，毫无羞耻地让保姆洗；甚至连被沾污的裤衩也不例外，以至有的保姆为此而吃不下饭等等。报社第二天就以《洗衣机当摆设，保姆累弯腰》为题登出文章，谴责了这些雇主的不道德行为。好多人包括家政工们都称赞说，以前的文章总说保姆有问题，这是第一次看到批评雇主的文章，谢谢你们敢于替保姆撑腰。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过小老板的邓丽，把保姆工作看得太容易了，刘应姝家那奇怪的洗衣粉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但她不服气，还想再试试。于是吴冷兰在征求了高真的同意后，安排她又去了一个叫曲旋的雇主的姐姐家。

这个曲旋的合同前些日子报了暂停，头天晚上她又来电话问能不能让她姐姐来续。

尽管这点事情吴冷兰自己就可以做主，特别是高真也说过，普通保姆的事情让吴姐自己说了算。但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吴冷兰，不管比自己小多少岁，工作经验差多少，只要职务比你高，就应当事事请示。即使他放权于你，也要征求他的意见，不然他心里会不舒服，会觉得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对高真也是这样。不仅事事请示汇报，连看报纸这样的小事，吴冷兰也是先让高真看她那份，无论自己多么想看，也等高真看完了再看。她就是这样从点滴入手，培养高真就是家好家政主宰者的意识她时刻记住自己的职位和职责，独立自主地去处理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从而逐渐脱离依赖别人的笼罩和关照的心态。

所以吴冷兰没有马上答复曲璇，说等请示了经理后再给她个回话。

高真又早早来到公司，向那些睡眼惺忪的钟点工们道早安，她们又是笑笑作为回答。高真想，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学会主动地大声地说出礼貌用语呢？

进了办公室，高真觉得有点儿变样，仔细看了看，天花板上挂的那些灯笼等被摘掉了，玻璃门上贴的那些“恭喜发财”贴字被清理了，那一溜关于“规章制度”、“收费标准”、“服务员须知”、“待岗纪律”等的镜框也上墙了，屋子里显得清清爽爽，也有了正规的气氛，心想这个吴姐做事的确麻利，李云留下的痕迹也确实该清理了。想到每天自己走后，吴姐还要做不少工作，却从没听她抱怨或夸耀过一声，都是不声不响就做了，也不计较。有这样的人帮衬，有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个家政公司应该能办好。

坐定后，吴冷兰告诉高真接到一个老家政工的电话，问有没有换经理，现在往这里带人给不给劳务费。吴冷兰问高真，咱们以后这怎么处理这种事。

“给劳务费天经地义。人家帮你招人又费口舌又担风险，哪有不给劳务费的道理。”

“是啊，我给李云说过多少遍，哪怕给人家个长途电话费也行。李云就是不接受，还说这是卖人头，所以把老家政工都得罪了，谁也不往这里带人了。我看，由于她的破坏，要想恢复老家政工带新家政工的老习惯，恐怕得些日子。”

吴冷兰又汇报了那个叫曲璇的雇主要求让她姐姐接续她的合同的事，顺便讲了一下她所知道的这个雇主的情况。曲璇的姐姐是个单身女人，据前面去当保姆的家政工回来讲，这女人白天睡到12点起床，下午、晚上在她租的房子里设麻将桌，挣点儿抽头，再卖点儿烟酒饮料等。她整天说她老公在香港，可保姆一次也没见过她老公。她每个月要过香港两次，每次7天，说是去找老公。但保姆发现她每次去香港都是口袋里没钱时，或房东来催房租水电费时。每次回来后，手头立刻阔绰了许多。

七天是港澳游短期旅游签证的规定期限。有些打着信息咨询的家政公司，专门给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姑娘办这种签证，收取3000至4000元的费用。据说那些姑娘七天能挣几万元，回来后，再签再去……。

吴冷兰听那个家政工讲她的雇主的这种情况时，怀疑那女人去香港也是干这个的。不过那些姑娘没有固定住所，有的长期住在便宜的旅社里，像那种十元旅店就有专为这种人的床位，有的几个人合租一套房子。可这个雇主租有固定住所，还开了个麻将馆，口口声声说老公在香港，似乎像个“二奶”，可却常常连房租也交不上。每到这个时候，就去香港呆七天，令人真假难辩。吴冷兰对那个家政工说，干咱们这一行，不要追究雇主的钱是怎么来的，咱们不开道德法庭也不是道德法官，只要她不拖欠你的工资就行。

现在，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