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个雇主一般却只能用一个保姆，就是需要更换也是一进一出，不能重叠。人们对物的需求可以随着年节、时令增加或减少，即有淡旺季，但使用保姆却没有什么淡旺季。有的家庭一辈子不会用保姆，有的家庭一年四季都要用。机关、单位过年过节可以放假，就是那些工厂，到了年关也会停工，惟独用保姆的雇主家不会因过年过节给保姆放假，反而越到年节越需要保姆。然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妇女、下岗职工们哪有如此缜密的思维，她们只会凭惯性思维来行动。要过年了，就要回家团聚，过完年了，没事可做了，就想出来打工，而且还要结伴出门。

于是，每逢年末岁尾，保姆市场就青黄不接，而一过了正月十五，用媒体的话来说就是“保姆大军源源不断涌进”。保姆多了，并不会催生雇主增加保姆数量的****于是只好耐心,实在等的不耐烦了，就打道回府。特别是那些年龄大、学历低、又无特长的女人，本来就不被雇主看好，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

谷大菊随着保姆大军“涌进”鹏城后，由于年龄大学历低，也不好下户。幸而她有一手做菜的特长，等了些日子还没下户，正好当时李云利用自己卖包子的设备，也学着柯梅的样子卖快餐，就安排她去做快餐，口头答应有工资的。谷大菊菜的确炒的好，所以那几天快餐卖的也好。后来，有个雇主来挑选保姆时，强调要个炒菜炒得好的，李云就了谷大菊。谷大菊临走时向李云要工资，李云却借口没钱不给她。后来谷大菊来要过几次钱，李云总是用这借口那理由搪塞她。她后来打听了一下，在她后面干的几个人也都没拿到工资，就明白这点儿工资可能是拿不到了。但她不死心，别人都敢怒不敢言，她不怕。骂了几次后，李云只好按每天10块钱给了她几十块钱，但从此李云也就恨上了她。

“我才不怕那个李疯子呢！我什么世面没见过？”谷大菊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正值中午时分，一般也不会有雇主来，吴冷兰也想听听谷大菊到底见过什么世面，于是就静下心来，听谷大菊滔滔不绝地讲。听完以后，吴冷兰的脑子蓦然一亮，刘应姝用那种奇怪的洗衣粉的谜底揭开了。

谷大菊出生在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个渔村里，村里的人世世代代有闯南洋的习惯。那些曾经一无的人，漂洋过海、九死一生地流落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异国他乡，从干码头苦力开始，一分一厘积攒了一点儿血汗钱，然后用这点钱当本钱，做点儿小生意，慢慢发展起来，然后衣锦还乡。于是，“闯南洋，挣光洋”成了村里年轻人的理想，那些不想冒险，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被嘲笑为“懦夫”、“胆小鬼”。建国后，我国的边防政策限制了他们的出境，许多国家的移民政策也越来越排斥偷渡者，“闯南洋”的现象逐渐减少。

但是，八十年代初，随着近在咫尺的香港的日益繁荣，他们骨子里那不安分的因素又在蠢蠢欲动，开始往香港偷渡去挣大钱。而且，不仅仅是男人偷渡，连女人也加入了偷渡大军。

香港虽然很近，但偷渡风险一点也不比闯南洋小。

闯南洋有当劳工过去的，有偷渡过去的。偷渡者偷偷爬到开往东南亚某个国家的货船上找个地方藏起来，一路上风颠浪簸、缺食少水，但起码是在船上，还有点儿安全保障。就是被发现了，船主也会无可奈何，顶多找个最近的港口赶下船完事。

而偷渡香港多数选择的是游泳。他们乘车来到离香港最近的海边，找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躲过边防巡逻队，偷偷下水，向着灯火辉煌的对岸游去。一深水区，就一点安全系数也没有了，若腿抽了筋或碰上海里的什么东西，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上天保佑，他们筋疲力尽地游到对岸，赶紧换上装在密封袋里的干衣服，然后躲过香港的海岸巡逻队，这才算偷渡成功。

也有用船偷渡的，那样人身安全些，但是需要一笔不少的钱，而且目标太大，容易被海上巡逻艇发现。所以，他们往往冒险选择泅渡的方法。

偷渡香港虽然冒的险不小，结果却不如闯南洋那样辉煌，几乎回来的人都是被驱逐出境的。

谷大菊说她就是这样的。那时，她看到同村姐妹虽然是被驱逐回来的，但也给家里邮了不少钱，于是，她也动了偷渡的念头。因为她那时太需要钱了：两间破屋摇摇欲坠、公公有病急需治疗、两个儿子眼看要上中学。虽说是包产到户了，可她和老公种那几亩薄田无论如何也供不起。经过与老公商量，他俩决定找几个老乡一起偷渡去香港挣钱。

那天晚上，风雨交加，这样的夜晚偷渡的成功率最大，但风险也大。他们不敢聚在一起游，怕目标显眼，只能分散开游。幸亏她从小生活在海边，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又终日在田里劳作，身子骨经摔打，她跟在老公身后，终于游到对岸。最后清点人数时，发现有一个女的到底也没上岸，失踪了。

偷渡成功后，她老公和那几个男的找到一家建筑工地做地盘工，干了不到半年被人告发，驱逐出境了。她还算幸运，辗转找到一个远房亲戚，在亲戚的帮助下，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