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侯香港的边防政策不象现在这么严，他们被抓到后也就罚几百块钱，留用他们的人也罚不了多少钱。与他们挣下的钱和与那些人用这些廉价劳动力省下的钱相比，罚的那点儿钱实在是九牛一毛。所以，村里的人还是一拨一拨地冒死偷渡，香港那边的老板和雇主也愿意冒险雇佣他们。谷大菊一共去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五年前。

谷大菊用三次偷渡挣的钱给公公治好了病，盖了房子，供两个儿子读完了大学。现在两个儿子都有了很好的工作，收入也不少，他俩每月都往家里寄钱，说是让他们安心养老，种那几亩田权当活动筋骨就行了。

谷大菊在家里呆了几年，觉得太无聊了，劳作了一辈子的身子不活动活动还越发觉得累。于是，就在去年下半年跑到鹏城来打工老公自己在家里侍弄那几亩田，她也没别的技能，还是干老本行——当保姆。通过别人的介绍，她在家好家政落了脚，那时是柯梅当经理。她很快就被雇主聘用，只是工资太低，每月才400元。刚干了两个月，老公病了她回去照顾。由于被压了首月工资，忙了两个月，只带回去一个月的钱。与在香港打工相比，力出的一样多，钱却只挣了六、七分之一。虽然说现在出来打工的目的不单纯是挣钱，可把辛辛苦苦挣的那点儿可怜的钱给家政公司压了一个月的去，又觉得心有不甘。老公病好后，今年二月她又过来了，她想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干满十二个月，拿到首月工资。没想到家好家政又换了经理，这个经理更狠，给她干活还不给钱。

“哎，还是说说你在香港当佣人的经历吧！”

吴冷兰打断了谷大菊声情并茂的演说，她更关心谷大菊在香港的工作经历，因为她觉得这些家政工的心态和素质都有待改变和提高，她想搜集一些实例，以便培训时增加一些高标准的。

十几年偷渡打工的磨练把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农村妇女打磨成一个敢怒敢骂的泼辣女人,说起当佣人的经历更是滔滔不绝。

谷大菊偷渡三次，每次只干了一家，用家政公司的标准来衡量，算是很稳定的了。

第一家是照顾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女孙辈都忙于工作，没空照料她，又不想花太多的钱，就通过朋友找到了谷大菊，省下了雇佣公司的介绍费和税金，付的工资又低，比给菲佣的一半稍多一点儿就可以打发了。谷大菊当时才30多岁，每天陪着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感到自己也老了许多。特别是香港这个地方的人视猪皮、鸡皮、肥肉等为洪水猛兽，一点儿也不沾，连瘦肉里面的一点儿白筋也要切除,炒菜也只放一点点油。由于没有胶体蛋白和正常脂肪的摄入，年纪轻轻的就皮肤干燥，手脚干枯，到老了越发鸡皮鹤发、枯槁萎缩，手脚如死去多年的老树根，骨节毕现，青筋暴突。老太太牙都掉光了，整天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谷大菊说闽南话，能勉强听懂一点儿白话，可这张撒风漏气的嘴里出来的话却一点也不明白。她工作的很努力，但总觉得活力似乎从身上一点一点消失了。

老太太的儿孙曾想把老太太送进老人院，谷大菊跟着他们去看过一次。当看到那一个个干枯瘦小、头歪手抽、目光呆滞、形容枯槁的老头老太太时，她身上一阵阵起鸡皮疙瘩，她都不敢想象自己的将来是不是这个样子。老太太的儿孙们也说，怎么感觉到了世界末日，不行！不能把老人送到这里来。于是谷大菊陪着那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直到被人告发遣送回家。

第二次偷渡，找到的雇主就好多了。那是一个五口之家，属于老人不老，小孩儿不小的那种家庭。老人与孩子比邻而居，每天晚上在一起吃饭。谷大菊的身份不能经常外出，买菜的事情由老两口承担，她只是做两家的家务卫生、洗衣、做饭。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日子都很有规律。早晨六点半起床，给那个上中学的男孩子准备书包、装满水杯，然后帮他提着书包送上校车。回来后，分别到两个家里去，把要洗的衣服塞进洗衣机，然后给年轻的先生太太准备早饭，他们走后，她就开始做两边的卫生。老两口一般得睡到10点，到他们家干活需要轻手轻脚，尽量不发出响声。收拾完卫生，晾出去衣服，老两口也已经起床、洗漱、喝牛奶、买菜回来了。午饭一般两点吃，只有他们三人，比较简单。吃完午饭，收拾干净，谷大菊便按老太太的指点煲汤。这一家几乎天天煲汤，煲汤的料也花样百出，比内地广东人煲的汤要讲究的多。谷大菊还记得一些主料，如排骨、鸡骨、瘦肉、梭鱼、鱼排、嫩玉米、莲藕、佛手瓜、土豆、西红柿、胡萝卜、地梨、蜜枣、莲子、百合、栗子等等，连玉米须也要煮进去。水开后，把火拧小可以休息一会儿。五点多开始准备晚饭，晚饭比较复杂，也比较讲究，因为是一家五口三代人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星期六是一个星期中最清闲的一天。一家人都睡懒觉到中午，也允许她睡个懒觉。10点左右她起床准备饭也说不上是早饭还是午饭，一家大小吃过后，先生太太带孩子去娘家，谷大菊就做家务。这一天不用煲汤，晚饭也是简单对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