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读小学时，胡文红就为自己的人生画好了蓝图：要读青岛最好的中学，要考中国最好的大学。

这并不是虚妄。即使人过中年，依然能够感受到她不同一般人的智慧和坚毅。如果不是后来中国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性的变故，胡文红的未来一定星光灿烂!

然而，造化弄人，这曾经憧憬的美好未来，一夜之间如阳光下的冰雪消融了。在那个非常年代里，知识是反动的代名词，伤透了心的父母对胡文红最大的期望就是做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初中毕业时，胡文红在父母的动员下放弃了通向美好未来的学习机会，进了青岛一家大型机械工厂做普工。

那时候，对她最大的安慰也就是书籍了。只要是能找来的书，她都迫不及待地，只有才能让她孤寂的心重新温暖起来。，也使她保持住了同龄人中少有的聪慧与敏锐。一个特定的机会里，一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她手中翻了几遍后，在她所属的万人工厂知识竞赛中，她的成绩是全厂第一，也由此也改变了她的工作，被调进工厂职工学校去做教员。十年后，职工教育规模缩小，她调进一个商业单位做了工会干部。轻松稳定的工作，并没有压抑住她那颗不安分的心。

契机是在不经意中来临的。那是上个世纪末，单位效益不好，一批批职工下岗了，她谢绝了公司领导的再三挽留顶替同事下了岗。“我是为自己找一条新的出路，这是一个契机，我要以此改变我的人生。”几年后的今天，她仍没有后悔之意。

办了手续后的胡文红在闯荡了一番后，因种种原因没干成什么事。她干脆在家读书写作，写作是她内心里埋藏许久的又一个梦想。每一篇小豆腐块文章的发表，能让她高兴好多天，倒不是那几十元钱的稿费，而是那些文字，是她心中流动着的生命，是她活着的实证。但喜悦过后面对的仍是现实，她希望活得更一些。

她从朋友那里听说在国外打一年工可以挣相当国内工作10年的钱的传言，她的心动了，开始寻找这样的中介公司。几经周折，外国没去成，她揣着一本港澳通行证来到了深圳。站在香港的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她却傻了眼，手中的这本商务签证根本就不能打工。于是她识时务地在深圳找了份保姆的工作，虽然只干了40天，但这些用钱也买不来的宝贵经历，给她日后从事家政工作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她用现身说法对新来的家政工进行培训，既生动又有说服力。

做家政工作四个月后，写作的梦想在她身上又复苏了。保姆们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的现状和家政公司操作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使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她又拿起了笔，见缝插针地开始了艰苦的写作。即使后来在香港，那么繁重的家务，她也没停笔。

差两个月签证到期时，她终于设法在香港找到了一份佣人的工作，这份工作，丰富了她的。签证到期后，她返回深圳。一个深知她为人的保姆朋友向一个难以为继的家政公司了她。她对老板说：“我一定会尽心投入去做，没有效益不谈工资。”凭借着她用心、诚恳、任劳任怨和经验，几个月下来，使公司的经营情况得到改观。老板非常满意，第五个月起将公司交给她来全权打理。

如今公司在她经营下仍在艰难地跋涉，但她优质的贴心服务却赢得了客户的好评。做过保姆的胡文红设身处地替保姆们着想，人性化的使保姆们都愿意留在她那里。虽然利润微薄，收入并不可观，她相信凭她的诚意和努力，她会在老板为她的起飞平台上，演绎出一段自己为自己打工的宝贵经历。

胡文红说：“我这一辈子光为别人活了，这次让我也为自己活一回吧。”在深圳的夜晚，她仍然会仰头看那湛蓝的星空，用力去辨别那些如宝石般璀燦的星星。遥远的天文梦逝去了，但她仍希望用自己的诚实和善良，用自己的智慧和坚毅，去实现她的人生价值，做好人生剩下的梦。

摘编于2004年6月17日《宝安日报》“今日约访”。

后记

记忆中的第一个保姆是40年前我们那个8户人家的院里一个印尼华侨家的阿姨。我们那个院子里住的全是医学院的讲师、助教、医生们。对她个人的记忆是她长得白白胖胖，脚却很小，她说那叫“解放脚”；对她工作的记忆是印尼华侨家的内衣也要熨烫，说是消毒，而我们穿的那些补丁衣服连干净都很难保持；再就是她擦地板要把拖把洗到水清才算干净，所以我们从来不敢进那个华侨家。院里有十几个孩子，她最喜欢我。华侨家的“大白兔”她不敢拿给我吃，却会把“二月二”的祺子一种小麦面做的干硬小点心和“七月七”的磕花也是小麦面做的稍大点的干硬小点心偷偷地塞一把给我。文革开始，喝牛奶吃面包用保姆的印尼华侨难逃厄运，阿姨流着泪离开了他家。从此，再也没人给我们这帮小伙伴讲牛郎织女，讲抬花轿娶媳妇。不久，印尼华侨放弃了报效新中国的初衷，含恨去了香港，至今未归。

再次接受保姆这个概念是10年前读过一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