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走上革命的道路，要感激一个人，一个启蒙人，一个领路人。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这个人就是她的大姐夫、她的老师郑佑之。

郑佑之念书学的是实业，完全可以在衙门里找个能赚钱的差事，但他看到这个社会太黑暗、太腐败，毅然地离开了城市，立志献身平民教育，来改造农村。他卖掉了家产，帮助穷苦学生读书，自己粗衣素食，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川南特别委员会委员、合川县委书记、四川省委委员。直到赵一曼1936年8月2日戴着手铐、脚镣，被捆绑着用马车押赴刑场时，也不知道她的大姐夫、她的老师郑佑之，已经先她5年于1931年末，在重庆被捕并英勇就义了！

在一曼心中，大姐夫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又是一个值得崇拜的偶像。大姐夫怎么懂得那么多的事情哟!从刮风下雨、日出日落这些有趣的自然常识，从中国几千年，到近百年屈辱的历史，腐败的现实，俄国的十月革命，北平发生的“五四”运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他给讲述得那么清爽、那么明白，使一曼在漫天的沉沉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在她那个腐朽、没落、消沉的封建家庭里呼吸到一缕新鲜空气，使她看到了人类社会美好的前景，带给了她追求新生活的勇气。

有一回，一曼为家务事气得吐了血，病倒在床上，时而发烧，时而出冷汗。她翻来覆去地睡不实，为自己的命运发愁，生为女人真是太不幸了！她想到可怜的母亲，那裹着的一双小脚，走路都走不稳，风大一点都能吹倒，父亲一生气，就要用菜刀砍母亲，追得母亲满院子爬。那个凄惨劲儿，一曼想起来心就酸疼，她想到她的姐姐们，大姐、二姐都受公婆的虐待，不得不跟丈夫逃了出来，三姐出嫁不到一年就悒郁而死了，四姐嫁给了一个谁都不敢挨近的疯子……一曼在床上长吁短叹，流着泪，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大姐夫来了，他头戴斗笠，脚踏油鞋，裤腿上都沾上了泥巴。

“听说你吐血了?”大姐夫关切地问。

一曼吐血连妈妈都瞒过去了，大姐夫刚回来，他怎么知道的?

“我听幺弟说的啊！，”大姐夫解释说。“幺妹呀，你为家务事气得吐血可不值得啊！你看我就不吐血！我卖了田产来办学，人家还说我徇私，到城里去告我！生气有什么用?我还是得干下去！”

原来大姐夫是刚刚从城里过堂回来的。有人想谋他校长的位置，诬告他霸占校产，县里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了传票叫他去过堂。

“如今的社会真是太腐败了。这个县城就是一个缩影。”大姐夫继续说：“国家打了胜仗要割地赔款，在乡下办些实在事情也要坐牢！光生气不行，得反抗它，改造它！不是它气死我，是我要给这个腐败的社会送终！”

大姐夫兴奋的脸上没有一丝愁苦和失望。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谁还有心思去生闷气。你看，俄国的革命成功了，北京的学生把卖国贼也打了！早晚他们也逃不掉！”

一曼听得振奋起来，虽然她还不懂大姐夫说的这个“他们”是谁，她想那定是反对大姐夫的人。大姐夫真行，那么多人反对他，他都不害怕。不像自己，为了一点小事就气得吐了血！

令一曼最难忘的就是大姐夫给她讲的“鉴湖女侠”秋瑾的故事。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女英雄。她1875年出生在绍兴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03年在京城联合组织“天足会”，宣传女子不缠足，放大脚。1904年离夫别子，只身东渡日本求学，发起共爱会，创办《白话报》，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提倡男女平权。1905年，秋瑾回国参加光复会。同年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她因抗议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而回国。在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为中国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1907年，秋瑾回绍光主持大通学堂，任督办，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成员，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当年7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牺牲。随之，清军包围大通学堂，在这危难之时，秋瑾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第一人，她不顾个人安危坚决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被捕后，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自此，秋瑾的形象，成为矗立在一曼心中一座高大的人生丰碑。

大姐夫临走，给她留下了全套教科书，还有字典。嘱咐她在家自修，说，“要改革社会，就得练好本领！”

从此，一曼的生活有了条理。爸爸去世时遗留下的一只破旧的怀表，一曼可派上了用场，每天对着它，按钟点分科看不同的书，遇到了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就用笔画个问号，或记在小本子上，然后写信向大姐夫求教。她还把自己做的习题、写的作文、日记捎给大姐夫，请他给批改。大姐夫依旧是她的“百事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