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天涯海角，走到生命尽头，赵一曼也不会忘记郑家大院，不会忘记自己冲决封建罗网之后的落脚之处，那真是一个洋溢着革命气氛的温暖的家啊！

1926年正月的一个下午，团组织在宜宾团地委机关所在地——武庙街郑家大院开会。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会散之前宣布了一条消息：“明天有一位李淑宁同志冲出封建重围到这里来。”

郑秀石一家都为这个没见面的亲人的到来做迎接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郑秀石的母亲更加忙碌。她每次接待同志来家都要弄饭菜，装被子，腾床铺，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女一样体贴入微。这次听说是迎接一个叫李淑宁的从未进过城的乡下姑娘，她直担心姑娘找不着路，要女儿秀石去接她。

秀石说：“您不要担心，组织早已派淑宁的家庭教师，她的姐夫、我们的同志郑佑之出城到吊黄楼等候了。”

第二天下午，一个身穿月蓝色家机布宽大衫裤的姑娘，由她二姐坤杰和姐夫佑之陪同进了郑家大院。

一曼当时有点土气，但那苗条的身材，清秀的脸庞，大方的举止，特别是那对灼灼机灵的眼睛，使人一见就喜爱，真的像郑佑之介绍的那样，是一个聪明、活泼、勇敢、乐观的同志。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

秀石一下子就喜欢上一曼了，一曼也对秀石有特别的好感。两个人一见如故，亲生姐妹一般亲热。

秀石也是团员，是团县委书记的亲妹妹。

一曼和秀石，一起进入宜宾女子中学，不仅在一个班，而且座位都是挨着的。白天一起复习功课，晚上睡在一张床铺上。

在乡下时，虽有郑佑之做家庭教师，一曼学了几门功课，可比起正规学校的要求那可差得远了。一曼常常提笔忘字，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秀石耐心地帮助她补习功课，一曼也真用心用劲，很快就跟上来了。

功课压力不那么大了，也就有闲工夫读课外书了。一曼仍对革命书刊感兴趣，秀石家订的《新女性》、《觉悟》、《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一有空儿一曼就抱去翻看。

星期假日，秀石就带她回家共同度过。兴致勃勃地谈生活，谈学习，谈工作，一曼最善谈。一曼每次来郑家，郑家婶婶就拿出花生米、花糖之类给她吃。初入郑家的陌生感和拘束

感全没了。一曼一见郑婶就笑嘻嘻地问：

“今天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郑婶笑眯眯地答：

“还不是你爱吃的大头菜和胡豆瓣酱！”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一曼被选为支部委员。

在乡下，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活动的时候，对一曼有很大的锻炼；所以她到学校开展革命活动并不感到陌生，很快就在同学中间建立了威信。

一曼看到同学中间有许多人穿着耳眼儿，裹着小脚，感到非常痛心，她让同学们看她自己的耳朵和她的两只脚，现身说法，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讲同封建礼教斗争的必要性。

一天晚上，同学们在宿舍里说笑谈天，一曼突然插进来问：“你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的，还是自己选择的呢?”同学们一下子愣了，没想到她会问这样让人感到不好意思回答的问题；有的同学当时被问得满脸通红，低下了头，一时没有人回答她的提问。

过了好一会儿，有个叫邓可非的同学羞怯地说：“现在正念书呢，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还有个同学说：“不用我着急，家里会给想着呢，该啥子样就是啥子样。”

一曼说：“这怎么行呢?我们妇女的命运，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绝不能让别人来摆布。我们已经是有文化的人了，不能再受旧礼教的束缚了。不能像小猪一样被家里给卖了，一定要争取自由解放！”她边谈边从书包里取出一些进步报刊分发给大家看。有的同学从来没听过一曼这样的言谈，也没见过她拿给大家的报刊，感到十分新奇，都争着看起来，犹如久早的土地降下一场春雨。

一曼的国文老师尹绍周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出了个作文题：《“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的声音谁更凄惨?》大多数同学不知从何谈起，一个个皱起眉头下不了笔。一曼则不同，她感到老师出这个题含义深刻，唤起了她许多联想，经过思索，刷刷刷地一气呵成把作文写完了。这作文的大意是：“不如归去”只不过是杜鹃鸟受自然压迫叫出的哀声，而“炒米糖开水”是小生意人的叫卖声，两者截然不同。在夜静人稀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小生意人沿街叫卖，等待那些吸足鸦片烟的人和清闲的赌钱人来吃喝，发出的“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凄凉又单调。这声音中有穷人的悲酸，有社会的不平，比杜鹃鸟的叫声更凄惨。她这篇作文被尹老师当作范文加以赞许，老师亲自读给全班同学听。同学们对这个乡下来的姑娘开始从蔑视到尊重，从惊讶到佩服了。而一曼又喜欢接近每一个同学，这样同学们也特别愿意靠近她，她和同学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密。

学校的生活原来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