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拣拣贝壳、彩斑鹅卵石，散散步，采采野花，划划船……很短的时间里，一曼就恢复了健康，甚至比在国内时还要好些。

听惯了激昂的交响乐的人，对舒缓的小夜曲有点不适应。安静舒适的生活，反倒给一贯在紧张艰苦岁月里走过来的一曼增加了说不清的烦恼。

开学之前，她说什么也不想再疗养下去了，在她强烈的要求下，终于回到了莫斯科。

不料，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降临到她头上：她怀孕了，肺病也犯了。苏联医生也说，莫斯科严冷的气候对她的健康很不利。这可要了命！学不能上了，丈夫还得陪她。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处在发展时期，特别是白区工作需要很多干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少数学员需要很快回国去参加革命工作，一曼属于可以回国也可以不回国的。

夫妻俩在商量这件事时，达邦说：

“你怀孕已经四五个月了，就等孩子生下来再走吧，我们一路回家，也好照应。”

一曼摇了摇头：

“还是我一个人回去吧。国内工作需要我。孩子可以回国生。”接着她又说：“我是半途而废了，我不能叫你也半途而废。”“我不学损失小，你不学损失大，只要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的心是一致的，见不见面没关系。”“我们分别是有痛苦的。当前的情况是没有车炮两前的。有困难，克服吧！”车炮两前，是下象棋的术语，下棋的一方，出车有利，出炮也有利时，只能出车，或了炮，不可能车和炮都一块出。一曼这样说，是为了革命工作，不能再考虑夫妻暂时的分离的事儿。

达邦把自己的戒指和一块银壳怀表给了一曼。一曼拒收，因为她知道这是丈夫唯一的财产，而且那枚戒指是达邦的母亲郑重地交给他，说是当他找到了称心如意的生活伴侣的时候就拿出来送给这位女伴。达邦一意让她收下，说：“将来也许会有用的。”一曼双手接过这两件东西，深情地说：“好。我看到它如见到你！”

第二天，乘丈夫去上课之机，一曼提着行囊，还是她来苏联时从国内带来的那只藤箱，悄悄地走了。

她又一次来到庄严的红场，这是1928年冬季的一天。在列宁墓前，她站了许久许久，那雄壮的《国际歌》的旋律，和着当时翻译的汉语歌词，又一次在她心底响起来，她的眼里流出了热泪，这眼泪里包容的内涵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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