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不只是一曼一个人，有好几个伴儿呢！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折腾了几天几宿。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暴风雪把铁轨掩埋了，火车不能开了，只好徒步行进。一曼在同伴们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一曼尽量不把自己的艰难让同伴们看出来，她咬紧牙关坚持着，走啊走，走了两天才到海参崴。

快到国境线时，为了避免敌人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一曼与同行者打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分别用绳索捆绑起来，被人推出国境。

厚厚的雪下面是坚冰。凛冽的狂风把地上的雪吹卷起来，四处扬散。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一曼和她的同伴徒步在冰天雪地里走呵走，走呵走……他们终于越过了国境线，回到了祖国，险些在路上被冻死！别人还好说，一曼怀着的孩子都好几个月了，一个孕妇也经历了这样艰苦的磨难，她是以怎样惊人的毅力和决心挺过来的啊！

1928年冬，一曼回到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

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一曼看到其他同志回国后都及时分配了工作，只有她因身体状况还没有做出安排。一曼急了，她急切地要求工作，她说：“是祖国需要我才回来的，希望安排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她坚决和强烈的要求下，党组织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转运文件，迎送过路的干部。这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与四川和大西南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联络点，这个交道站只有她一个人，加上即将降生的孩子。她深知自己是一个怀着身孕的人，不是万不得已，组织上是不会把她放到这样一个处境险恶、位置重要的点上的。

这年12月末，一曼来到了宜昌。她通过熟人在这个小城镇的狭窄巷道里租了一间板棚。她开了个小铺子，说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跑买卖，她只好一个女人家支撑门户。这个地点在在码头工人住宅区内，按理说是很隐蔽的。她也像当地穷苦人家的妇女一样：洗衣、做饭、提水、买菜，过着一个寡居女人的日常生活。她和邻居处得都很好，常常还腾出手帮人家一点忙。

这个住宅区是一个人多而杂的小社会。她从这里不仅了解了许多党所需要的情报，还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社会阅历。正是从这里，她看到她所寄身的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及其必然毁灭的趋势。她也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有意义啊！

她本来可以在邻里的照应下，把孩子生在租来的这个小板棚里的，可是极为不妙，这个交通站暴露了。幸好，她机警地逃了出来。在一条很偏僻、很狭窄的小巷子里，她扣开一家房门。开门的是个上了岁数的贫苦的老太太。一曼假说自己投亲不遇，孩子就要生了，恳求租个地方，让孩子生下来。老太太一听就拒绝了。走了几家都是同样的结果。原来当地风俗是；孩子在哪儿怀的，就该在哪儿生，不是在她们这里怀的，不能在她们这里生。一曼凭一张嘴苦苦地说理求情；“我们都是穷苦人家，该互相帮助才是，人在难中好救人嘛！”说来说去，说转了个一个好心肠的媳妇，把她家的半间房子租给了一曼，这个好心肠的媳妇还替她接了生。一曼记得特别清楚，这一天是1929年1月21日是。这一天也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孩子孕育在列宁的故乡，一曼原来的名字淑宁里也有一个宁字，她与达邦也商量过，如果生了孩子叫什么，这个男孩的乳名就叫了“宁儿”。

房东大嫂给她端来一碗热乎乎的汤面，一曼十分感动，她动情地说：“真该好好感谢大嫂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大嫂收留我，我真的要把孩子生到街头上了。”过后，一曼才知道，大嫂是把自己留着过年包饺子的面给她做了汤面啊。这位热心的大嫂还帮她照看孩子，教她怎么样带孩子。

孩子还没满月，这个好心肠媳妇的丈夫、一个码头工人就被警察抓走了，原因是赌博输钱打架，必须交上一定数额的罚款才放人。而这位大嫂和两个幼儿根本就无力把人赎回来呀！一曼想以好心肠对好心肠，便毅然决然地把达邦给她的那只金戒指卖了，把房东大哥赎了回来。这件善心好事悄悄传开去，竟引起了警察的疑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怎么这样好心？她怎么可以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为赎回非亲非故的人？会不会是个共产党啊？他们对一曼已经进行了一番盘查，觉得这个女人来路和表现都有疑点，决定在一天晚上采取行动。但当他们采取行动时却扑了个空。一曼事先得到了消息，抱着未满月的孩子逃了出来。

一曼和孩子隐蔽地去了上海。

她每月从党组织那里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化装成一个缫丝女工，在女工们中间做着艰苦的革命发动工作。旅馆里闷热的小屋，苍蝇成群乱飞，孩子瘦得皮包骨，她又一次病倒了。

当时郑秀石也已成为职业革命者，住在上海法租界菜市路附近一栋楼房的二楼亭子间。一天，她正打算点炉子烧晚饭，雕满冰花的窗子外面一团团雪花在飞舞，刺耳的西北风在呼啸。忽然房东在楼下叫：

“二楼亭子间的接电话！”

秀石很诧异．住在这儿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