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给她打电话呀，也许是叫三楼亭子间杨闇公的侄女杨少兰吧！可当她拿起耳机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淑宁的声音啊！一曼在电话里带着颤抖的声音说：

“我又回上海了，现在病着，又被盗，孩子和我的衣服都丢光了。请你把你们多余的衣服拣几件给我，我在‘长沙湘记’等你。”

电话搭断了。秀石又兴奋又紧张，她筹措出一条驼绒袍子，一条宽大的围巾，又用旧料给孩子缝了件棉袄……

一曼回国有一年了，艰苦的斗争已经把她锻炼得更加坚强。凭她的英勇和机智，多次在极端的艰险中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次大概又是脱险回来了。秀石还记得一年前，一曼从苏联回来她们的那次重逢。秀石借住阳翰笙同志的房子。一天，秀石的哥哥把一曼领来了。这样广阔的世界，这样大的上海，突然密友相逢，真是高兴万分！她们两个人抱在一起打滚，有彻夜说不完的悄悄话。

天黑了，外面风雪交加，给孩子缝制的棉袄还差几针，但不能再拖延，必须当晚把这包衣物送到“长沙湘记”旅馆。匆匆赶到那儿时已是下夜一点多钟了。一曼正哄孩子睡觉，一见秀石便紧紧地抱住了她。秀石凝视着一曼，冻得发紫的瘦削的脸，声音仍那样热情坚毅。

一曼开始叙述她这一次遇险和脱险的过程：

“那天我正在家做饭等接头的人，等到夜深还不见人。我心里正在着急，心想该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吧？忽听急促的敲打大门夹杂着拉枪栓的声音，还有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我赶紧把收好的文件烧了，披上一件破烂的衣服，抱上孩子，从房东家伙房的窗子跳了出去，躲过了敌人的视线，顺着小巷拐了几个弯便向江边跑去。

“我打听哪条船开往上海，终于问准了一只装载江西山货和茶叶的木船，天明就要开船，船家看我不像出门人。我就向他们说我是如何和丈夫一道去上海投亲，谁知半路上被士匪抢了，丈夫又被拉了兵。船老板听了我的话半信半疑。疑的怕是红军探子。我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不帮我，你眼看我娘儿俩流落江边饿死不成？

“船家终于答应搭他的船，一路上雨雪纷飞，寒风刺骨，幸亏船上老板娘给我一块破被子，我们娘俩裹着御寒，就这样来到上海。上岸时船上还派了一个小伙计，跟我去要船钱。我想我不能把他带到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去。我假装向着一个街堂去探问，当然什么结果也没有。小伙计仍紧紧跟着我。风雪越来越大，彻骨的寒冷使我难以支持。我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让孩子暖一暖。我过去看过‘扯谎坝’里告地状的，现在也来摆一摆‘扯谎坝’。我坐在马路边，把我脚上的草绳解下来，给孩子插上一个草圈。我向路人说自己探亲不遇，家遇抢劫，出卖亲生儿子，一百块大洋。一时就围了一大群人。巡捕过来把我赶走了。我走到另一条路上又摆起‘扯谎坝’来……那时真怕有人出钱把孩子买走啊。就这样，跟我上岸讨船钱的那个小伙计看着确实是探亲不遇的可怜人，就回船去了。我这才赶到‘长沙湘记’找原来常住的旅馆给你打电话。

两个人亲姐妹一般唠到快天亮了，秀石就住在一曼的旅馆里了。第二天，秀石抱走了孩子，把一曼送进了医院。

一曼知道她住院的花销要给组织增加很大的负担，也许正有支部里的同志在这医院里卖血给她垫支住院费呢！身体刚刚好一点，她就主动出了院，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去了。

这时，一曼在上海中央机关遇到了陈琮英。陈琮英是一曼丈夫陈达邦的亲妹妹。达邦与一曼在莫斯科分手时曾嘱咐她，如果孩子生下来给工作带来不便，可把孩子送到武汉请堂兄陈岳云代为抚养，如果要送孩子可以找琮英帮忙。陈琮英1902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新桥。1926年，她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同年3月，与时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同志结为革命伴侣。4月，经任弼时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汕头、潮州等地从事秘密交通、机要和油印文件等工作，并兼管一部分中央经费。1932年，陈琮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 36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陈琮英伴随和协助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工作。回国后，1941年，组织决定陈琮英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1950年任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百零一岁。一曼比这位小姑子小3岁。这次她们相遇时，一曼24岁，琮英27岁。她们有一见如故之感。一曼很直截了当地说出把孩子送到陈家抚养的想法，琮英也热情爽快地答应帮办。当两岁的宁儿真的要被送走的时候，一曼想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自己的骨肉，还能不能相见？她难以抑制地哭泣起来，但她还是坚决地不改变决定。因为她知道，这幼小的孩子留在她身边，她总是动荡不安，凶吉未卜，对孩子成长是不利的。孩子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