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日后想起孩子的时候能看到他，一曼抱着孩子到照相馆去照了一张相，她抱着宁儿坐在高背藤椅上，她的温柔与慈爱，宁儿的安宁与好奇，留住了那个永恒的瞬间……这张照片，一曼寄给远在异国的丈夫一张，有一张托人转给她的二姐坤杰，她自己保留了一张。

1930年4月，一曼和琮英一起到武汉送孩子，达邦的堂兄岳云是一个大商人，家境很好，只是并不欢迎这个孩子的到来，尤其是陈夫人没有思想准备，当面就表示了不愿接收这个孩子。一曼当时曾想把孩子再抱回上海，把孩子留在这里不会幸福的。但她想到了艰险的斗争环境，想到了自己的肩上承担的责任，还是要坚持把孩子留在这里。最后她表示这个孩子就是堂兄嫂的儿子了！这就等于把孩子送了人，而不是托养。做为母亲的一曼此时心如刀绞，但她还是在宁儿“我要妈妈”的哭喊声中离开了陈家，她的心里蓄满了苦咸的泪水……

送走宁儿的第二个月即1930年5月，一曼在上海与李一氓等人组织临时家庭，她和赵毅敏分别冒充李一氓的妹妹和弟弟，加上李一氓的妻子和两个男孩，结合在一块像一家人一样。就是在他们这个“家”里，秘密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家”里人在楼下打麻将，把留声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以掩护楼上近50人的大会，与会的有滕代远、何长工、向忠发、李立三等人，会议挂了党旗，唱了国际歌，李立三做了政治报告。这个会议一结束，临时家庭就解散了。

转年，一曼离开了上海，离开前，她与好朋友郑秀石、郑奂如告别。她对两位朋友说：“没想到吧？我又要开旅馆去了！”这是隐语，表明她的工作要有变动。但是去什么地方，去多久，都是不便交谈的。只感觉要走很远。两位朋友拿出她最爱吃的盐花生米和咸鱼还有半瓶五加皮酒款待她，也是给她饯行。席间说到一曼的那位达邦，一直没有音讯，这让一曼十分牵挂，无限怅惘。她们在一起感慨着，是啊，为了换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了后代的幸福，我们这一辈必须做出牺牲啊！在上海街头昏暗的路灯下，她们依依地惜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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