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在辽宁省的地下党领导者之一。于是梁家自然地成了地下党的交通站，吕大妈从小就随着父亲为地下党组织做事，1928年大妈入了党。大妈的大名叫梁树林，这个名字还是她在村里当妇救会长时，赵尚志和李兆麟住在她家，赵尚志对李兆麟说：老李，你有文化，给大妈起个大名吧！李兆麟想了一会儿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名字。梁树林的两个儿子吕文财、吕文真和大儿媳吕管氏，都是因参加抗日游击队和做根据地的地下工作而壮烈牺牲了的。

一曼住在她家时，曾教她的女儿吕凤兰学唱宣传抗日的《妇女歌》和《放大猪》。《妇女歌》，还是牡丹江市委书记孟靖青创作的呢！抗联的许多歌，都是地方党的领导者和抗联将士亲自写的啊！当时，抗联歌曲创作，除了抗联战士和人民群众创编之外，有许多是抗联领导人参与写的。作为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他们一方面指挥着抗联战士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与日寇进行殊死决斗；另一方面自己又是这支队伍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在战斗之余，拿起笔来写了大量的歌词，再填上现成的流行的曲子，在白山黑水间广为传唱，成为抗联战士对日宣战的战斗号角，对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政策，鼓舞军队的士气以及加强部队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就连抗联名将杨靖宇、李兆麟、周保中、季青等人也介入这样的创作，他们把给歌曲填词看作是发动部下和群众掀起抗日热潮的有效方式之一。

大妈总说一曼长得太漂亮，非常容易引起人家注意，担心她因太出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叫她往丑了打扮，让她更像一个农村妇女。大妈给她找来一件偏襟上衣和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给她扎了一个疙瘩髻，出门时还给她白净的脸上抹了点锅灰。

一天，一曼和吕大妈，到各村去收集老乡们给游击队伤员的慰劳品，回来的路上，碰上一队伪军。

一曼机警地把兜里的小本子和笔用手绢包好扔到路过的树丛里，还抓把土往脸上抹了一下。

大妈知道一曼是四川口音，不叫她吱声，怕她“露馅儿”。

“站住！干什么的?”一个伪军拎着手枪，厉声喊起来。

大妈装出没见过世面的普通的胆小怕事的老太太的样子，哆里哆嗦地紧拉着一曼，说：

“老爷，我们是良民，去串亲戚。”

汉奸一把拉住一曼，瞪着狗眼问：

“你姓什么？哪个村的？”

一曼张张嘴，“啊啊”两声，指了指大妈。

“她是我闺女儿，哑巴。”大妈像真事儿似地说。

一个伪军上前来夺过那个篮子，掀开布盖一看，精神头立即上来了：“啊哈！好啊、好啊……”

那筐里装的是大妈和一曼走乡串村大半天齐上来的鸡蛋和挂面，这是要拿去慰问抗日游击队伤员的啊！

大妈还要同伪军掰扯，被一曼暗暗拽了一下。

伪军挑着筐子扬长而去。大妈还在气呼呼不住嘴地骂着：“该死的！挨枪子的！缺八辈子德的！吃了也得噎死！”

一曼笑着劝道：“算了，让它们先占一点儿小便宜吧!”说完，看伪军走得没影儿了，回头把树丛里的笔和小本子拣起来，又向另一个村子走去……

敌人开始了对珠河地区的扫荡。一曼没黑没夜地做鼓舞群众斗争情绪、组织坚壁清野的工作。

一天，天还没亮，敌人“讨伐队”包围了一曼住的那个村子。枪声在拂晓时分尖厉地响着。房东大嫂把刚刚入睡的一曼摇撼醒了：

“鬼子进村了，你快跑吧，从北面出村，还来得及，快！快！”房东大嫂心里比一曼还着急。

一曼迅速跳下地，披上衣服，顺手把文件塞到灶坑里，飞也似地冲了出来。她脱离了危险，跑到村外大路上。这时，他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村东头老乡家住的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周伯学是个年轻人，眼近视，这黑灯瞎火的，他若是走岔了路，跑不出来怎么办？不行，得回村。

为了救小周，一曼又折回村里。到村东头老乡家才清楚小周昨晚没回来，在外村。

赶紧再出村。

这时枪声已很密，子弹嗖嗖地在头上、在身边飞过。

天已渐亮。突然有两个伪军，发现了赵一曼。

“干什么的？站住！”

面对敌人的枪口，一曼倒镇静了。这时没有李大妈在跟前，她也不能再装哑吧了，她答：

“东头李家的。”

她留着东北时兴的那种发髻，一副农妇的模样，但她改不掉的四川口音惹了麻烦。这时又围上来几个伪军。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

“你说这村儿里哪家住了共产党？”

“我不知道。”一曼平静地答道。

伪军官举手打她耳光，一曼一躲闪，头上的假发套竟被打掉了。这下子露了马脚。敌人一下子全拥上来，一曼被捕了。

一曼没有丝毫的惊惶失措，她对这位伪军的连长说：“你毕竟是中国人。现在要你们反戈抗日，可能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