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但我希望，除了在战场上我们刀兵相见，死伤难免外，你们绝不可把自己手无寸铁的同胞抓来交给日本人，不能用沾满同胞鲜血的双手去向日本人请功悬赏。为人做事要想着自己是中国人。至于对我嘛，要杀，要砍，随你连长下令好了，但我决不死在日本人手里！”

她这番展露赤诚肝胆的话，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让伪连长大为感动，当时就向这位抗日女战士表示：“我虽然是伪军，是你们恨的人，但我到底也是中国人啊！我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前些日子，跟日本人搜山，我们发现了一个你们的人就在炭窑洞里治伤。我就下令离开了，不让我们的人继续在那儿搜下去，再搜下去，就把那个人抓住了。我希望你们将来成功的那时候，别忘了有过一个同情你们的姓张的连长就行了。我现在非得把你看管在乌吉镇里不可，把你放出去，你就危险了。因为现在日本人搜山行动还没结束。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扫荡’还要继续半个月到20天。等这次行动结束了，再放你回去，就没事儿了。”

这时，党组织也在设法组织营救一曼。幸好敌人把她暂押在伪军队部，没有往县城鬼子那里送。游击队这时捉了个伪军团总，及时地一对一地把一曼换了回来。伪连长释放一曼也有了理由。

“瘦李”又回来了，老乡们纷纷来探望她。她心里正盘算着把斗争向前推进的事。

她说：“那天我们手上要有枪，那个伪军小队干脆不够打的。以后再赤手空拳蛮干不行了，咱们得武装起来，拿起枪保卫自己，跟敌人斗！”

一些年轻人跃跃欲试，要求发枪，成立自卫队。

一曼笑了：“我没有枪，枪在敌人那里。咱们得想办法。”

游击区没有军械厂，造不了枪，而抗日队伍的扩大，战事的频繁，又急待解决枪的来源问题。

帽儿山车站公路线上有些伪军哨所，先从那里搞枪。一曼做了精心策划，组成由她率领的五人行动小组。由一个同志带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摸在前头，一曼和另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若没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齐动手，乘敌军熟睡进哨所缴枪，抓俘虏，割电话线。若是敌哨兵发现了，前头那个同志就蹲下假装拉肚子，一按皮球就发出“噼噼啦啦”很像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麻痹了或转过身时，再砍倒他。就这样，一夜之间，搞掉了敌人好几个哨所，扫除了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还搞到一批武器弹药。

中心县委也从伪军那里买到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但苦于无法运出城。一曼和女战士小沙主动承担了转运这批武器的艰巨任务。她们到交接地点把武器领到手，细心地用油布、油纸严严密密地包装起来，放进了拉大粪的马车里。她们空着手，随车老板赶着粪车直接向大城门走去。车到了哨卡那儿，鬼子兵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一看是大粪车，催促地喊叫：“快走！快走！”车老板点头哈腰说，“是！是！”猛抽几鞭，马跑起来，粪车安全出了城。

这下子，侯林乡农民自卫队枪也有了，子弹也有了。操练起来，比光有火枪、大刀要来劲。

1934年的一天，有可靠消息说，一小队鬼子兵要经过本村到左撇子沟去。一曼决定打一个埋伏战。自卫队在村外大道边树丛乱石堆后面早早就隐藏好了，眼睛紧紧盯着道西头，武器紧紧攥在手里，没枪的就握着大刀片。没人乱讲话，呼吸几乎都屏住了，毕竟是头一回用真家伙同敌人比试。

一小队鬼子兵果然来了，有20多个。打头的那个官儿手执军刀大摇大摆地走，精神上毫无准备。

一曼暗暗高兴：“情报真准啊！”

敌人走到跟前了，连那个官儿脖子上贴的膏药都看清了。

一曼喊声：“打！”

所有的火器都响了，一个个鬼子兵应声倒地，活着的也是东西乱窜。

一曼及时下令冲锋，战士们挥舞大刀冲了上去。不一会儿就解决了战斗。一数，打死了一个鬼子官儿，20来个鬼子兵，只跑走了两个！

一曼估计到大队鬼子会来报复，命令队员们把枪和子弹收拾起来，赶快转移。不一会儿，果然大队鬼子乘汽车来了，但也只拖回了那些死尸，农民自卫队连个人影儿也没叫它摸着！

有一回，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部分人马在侯林乡一带活动，突然被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围困住了。双方打了一天一宿，我方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可敌人不断上来援军，又有迫击炮、重机枪等我军没有配备的武器，从南侧发起了进攻。战斗已对我军十分不利。三团准备夜里从北侧突围出去，吉凶未卜。这时在敌人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一曼带着农民自卫队和群众杀上来了。事先，一曼了解了敌人指挥部的位置，下令让整个队伍压向敌指挥部，打得突然，打得集中，连打带喊，敌人也摸不清我方又上来多少兵，便狼狈地逃窜了。三团的围解了，一批敌伤兵都被我军俘虏了，农民自卫队还缴获了一批武器。

群众见了一曼，都伸出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