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日寇调动大批兵力疯狂“讨伐”珠河游击区。一曼工作繁重，黑天白天连轴转，累得身体极为虚弱，加上脖子上长了个疮，疼得抬不起头。敌情紧，住在老乡家很不安全，就进了游击队的流动医院。医院共收重伤病员十几个，而工作人员只有一个院长和一个年轻的助手。

一曼本来是个病号，可她又是个闲不住的人，她到了这个流动医院，并没把自己当成伤病员，而是总有干不完的活计。她忍着病痛做起医院的政治工作和护理工作，还给伤病员缝补、浆洗衣服、煮饭、上药，给伤病员洗头，擦胳膊腿儿。她还教伤病员唱歌，鼓舞大家的斗志，战胜疾病和伤痛。游击队的战友们惦记着她，给她从山上采摘下来一些野果，还有煮熟了的鸡蛋，送到她这儿来，她哪儿舍得自己吃啊，都分给了其他伤病员。

一次，敌人突然来“围剿”，二道河子不能呆了，医院必须立即转移。去哪儿？是去四方顶子，还是去鸡爪顶子？一曼和院长意见不一致。院长主张去四方顶子，那里离敌人远，不易被发现。一曼主张去鸡爪顶子，虽然它离乌吉密车站近，但敌人搜查过，比较安全。院长同意了一曼提出的方向。医院挪到鸡爪顶子庙里，一曼动员当地道士拿出些吃的，解决了暂时的困难。通过我游动哨侦察到的情况证实，大股敌人扑向了四方顶子，要在那儿搜查一周时间。一周后，一曼又建议医院挪到敌人刚搜完的四方顶子。果然又很安全。不是一曼神机妙算，是她猜摸到了敌人的心机，找到了规律性的东西，主意出得很正。

一天夜里，敌人“讨伐”队一点点缩小包围圈，扑向我医院所在的村庄。撤，来不及了；打，没力量。流动医院所在的这个小村子太小了，仅有十几户人家，根本无法掩护这些伤病员。田野里的庄稼都收割了，光秃秃的，没有地方藏身。一曼发现村边有一片刚刚割下的大豆地，还没上场。一曼让群众把伤员抬到豆地里，用豆秸把人盖住，每个豆铺底下都藏个人。一曼和院长手持短枪在垄沟两头的大豆铺子底下警戒。敌人进村烧了房子，火光冲天。他们的手电光向村子四边乱照，也照到了“大豆铺子”，但没发现什么。院长有点紧张，他全身发抖，把豆铺子搞得直响。一曼警告他：“别乱动！”敌人在村子里搜了几遍，见没有抗联的伤病员，乱放一排枪，就溜回去了。伤病员们掀开“大豆铺子’，长喘一口气：“亏得咱们的‘瘦李’啊！”

长期的斗争经验使一曼料事很准。

有个姓孟的木匠志愿到医院白干活，医院转移，他也跟着走。一曼心里好怀疑，她叫几个人暗地里查了一下。这木匠抬伤员时说：“你们打什么仗，明明白送死嘛，还不快回家……”这个木匠的言谈举止引起了一曼的警觉。后经赵尚志和一曼亲自提审，弄清了这个家伙是日本特务用高价收买的探子，日本人每天给他20元伪币，让他到根据地刺探情报。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又逮捕了那个与他单线联系的日本特务。特务供认，上级叫他探清我三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妄图摧毁我指挥机关。好狠毒啊！好危险啊！大家都说：“‘瘦李’的眼睛真亮啊！”

一曼到珠河工作以后成绩非常显著，连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报告说：

“珠河游击队自开始在我们同志领导下以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就作长期的继续不断的残酷战斗。他们不仅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和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域，而且推动了珠河及其周围的反日战争。在今年满洲反日游击运动中，珠河游击队及其英勇的反日战争，已形成了一个中心力量和中心游击区域，一年来作了很多工作，获得很大成绩……”“队伍数量扩大了三倍以上。同时在政治上、组织上天天地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形成完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扩大了游击区域到很大范围。”“与许多义勇军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影响和领导他们开展了很大的反日战争。”“摧毁了日‘满’在乡村中的政治（如焚毁消灭了日本的兵营，解除了许多走狗武装等），建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如反日会，吸收了200多人，农民委员会23处，自卫队有100多人，开展了广大群众的反日斗争。”“拥护群众的利益，部分地执行没收走狗财产，分配给群众。在五区曾召集200多人的军民联欢大会，有义勇军‘助国’士兵参加，讨论秋收战争，在游击区群众免除了满洲国捐税的剥削，能够耕种收获以及相应避免胡子的抢夺骚扰等”。

在珠河，只要提“瘦李”几乎是家喻户晓。一曼以自己卓越出色的工作，赢得和各级领导和广大军民的认可和称赞。在珠河，一时间，“瘦李”，成了勇敢和智慧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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