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教育的一个美女。她做为党本部特派的妇女工作员，在疯狂进行反满抗日运动中，贼运已尽，终于同王惠堂一起被捕。她出生于济南府一个有十多万财富的资本家家庭，从四岁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在十五岁时入原籍地初级小学，十七岁的春天父母去世，因学费转入官立师范学校，十九岁的三月转入黄埔女中，但因得病而回家。并和当时师范学校的学生张子明结婚，二十一岁时生一子。民国二十年夫妻同意，携款八千元移居奉天小西关，准备在那开一个杂货店，碰巧遇上九一八事变，把七千元送给姐姐处，拿二百把孩子送回原籍地。此后夫妻离开动乱中的沈阳(奉天)，移居哈尔滨。靠丈夫曾学过的照相技术，准备开办照相馆。……在被捕当时她对审讯官员谈过如下心情：

我的主义是抗日。正如你们把破坏抗日会，逮捕我当做职业，做为你们有你们的目的，我也有我的目的。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开展反满抗日运动，这就是我的目的、主义和信念……

这篇报道中许多写到一曼生平的地方，都是一曼与敌周旋时编造的假经历。年龄啊，地点啊，父母啊，丈夫啊，学校啊，杂货铺啊，照相馆啊，都不是真实的。

为了能从一曼口中探得有关抗联的军事政治情报，敌人命令珠河县城内的一位中国医生，对这个重要的女“犯人”，进行仅仅保证不发生死亡危险的治疗，每日诊治两次，诊治须到低矮、阴冷，潮湿的地下牢房中进行。

这期间，敌人仍不断追问抗联大部队的位置。赵一曼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敌人用鞭杆儿戳她手腕上和腿上的伤口，痛得她撕心裂胆，如此对她身体采取摧残手段的结果，是她连“不知道”这三个字也不说了。

这一天，牢门打开了，几个带枪的军警把一曼拖了出来。

一曼见到了雪后初晴刺眼的阳光，使她有一阵短暂的眩晕。接着她听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抬眼一看，啊，王惠同！

王惠同脸上有伤痕，衣服上有这一块、那一块的血迹，不知他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两个人对看了一下，谁也没喊谁的名字，因为都还不知道敌人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两个人，内心里既有欣喜，又有辛酸啊！

“我们麻痹了！”王惠同沉重地说了这一句，眼睛里似乎要有泪涌出来，但又刚强地噎了回去。这许是这个硬汉子在这次失败中，在被捕后，想了许久许久要说的一句话，可见到了自己人，终于把悔青了肠子的、萦绕在心头的这句话说出了。

在审讯时，通过敌人的口，才知那支恶狼似的“讨伐队”一直跟在二团部队的后面追踪搜索，本来是可以把“讨伐队”甩掉的啊！

敌人把赵一曼和王惠同拉到小北门外一个广场上。日本兵在广场四周持枪而立，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闪着寒光．广场中间桌子上摆着刚刚被二团在左撇子沟击毙的一个日军大佐的灵牌。一曼立刻明白了，这是要用他们两个人的生命给那个鬼子官儿“祭灵”啊！想到这儿，一曼反倒更加从容了。她和王惠同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这目光里有对敌人的鄙弃，也有对生死与共的同志的鼓励。

一个叫西村的鬼子官儿来了。他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按在他挎在腰间的军刀把上，杀气腾腾地吼着：

“快说！最后的3分钟，你们的大部队哪儿去了?”

没有回答。

西村更加暴躁地吼着，“说！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可笑！”一曼的牙缝儿蹦出了这两个字。

西村气得向后一仰身，立即命令鬼子兵把一曼和王惠同推到新挖的土坑前。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两个人几乎同时，一前一后地喊着。

在很近的距离上，一声沉重的枪响，王惠同扑倒在土坑里。

一曼静心等待着。

又一声枪响。子弹从她耳边飞过去，打到坑外的新土里。

原来敌人是让她做陪绑的，想吓一吓她。毕竟是个女的，难道就没有回旋余地，就不能再挖出点有用的情报了吗？敌人不死心，仍然抱着一丝幻想，可是，敌人完全不了解赵一曼是怎么一个女性，他们打错了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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