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开赴刑场的颠簸的马车上，一曼还在惦记着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两个因她而受连累的无辜的年轻人：一个是17岁的护士韩勇义，一个是21岁的看守警察董宪勋。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重新被捕以后，她一直不知道这两个人的情况，她曾拚力向审讯者申明，一切责任都在自己，与这两个年轻人无关，但她已亲眼看到那些追她追得发疯如狂狗一样的警察们追上他们时，是怎样凶狠地同时把两个年轻人也当场痛打并拘捕起来的。她为自己连累了他们俩而深感不安。

那天，“林大头”亲手在病房里把赵一曼毒打一通扬长而去之后，最痛心的是护士小韩。

这一段时间里，小韩同一曼在感情上越来越深化，真是有点分割不开了。小韩一天一天地盼一曼的伤情彻底好转，并暗暗希望有一天能让一曼逃出这对她随时都不安全的地方，让她能重振雄风，红装、白马、双枪，驰骋在密林，去实现她从中国赶走日本鬼子的理想。当然如果能跟她一块去，在她手下当个她给描述过的女兵，就更好了，不知到时候她肯不肯要，不知到时候自己行还是不行。随着一曼身体健康的恢复，随着天气一天天转暖，小韩心里的这个梦幻似乎越来越清晰了。

谁会料到，“林大头”这个魔鬼只一个下午就把一曼搞成这个样子，只一个下午就把张医生和她奋斗了几个月的“成果”全部破坏了。

对于她，赵一曼好似一小片园田，曾被践踏得几乎完全荒芜了，她和张医生辛勤地经营，一点点长出了柔细的小草，一点点泛出了喜人的绿色，付出了多少心血，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突然一天，野兽闯进了这片园田，在里面肆意践踏、践踏、践踏，小草歪折了，绿色又不见了……该让人多么伤心，该让人怎样憎恨这野兽!

小韩是个不够活泼也不善交际的姑娘。她平时从不问别人的事，也不向别人述说自己的事。连门口儿轮班换来换去的三个看守，她也很少打招呼，她不知他们姓什么、叫什么。“我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她总是这么想。

这件让人恼怒的事发生之后，她记得当时是值班的那个看守进来帮助她把一曼抱到了床上。她因此对那看守有了些许的好感，所以就想把火气发到他身上。

有一次又该那个看守值班，小韩端着托盘走过他身旁时停住了脚：

“瞧你们干的好事!好不容易好起来了，又叫你们搞坏了！”

小韩说话没有主语，谁把什么搞得好起来了，好、坏又都指什么而言，全不清楚。但那看守全听得明白。他惭愧地，又是着急地对小韩辩解：

“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干的！我也希望好起来嘛!”

他的“好起来”也没有主语，小韩也懂。

他如果跟小韩来硬的，小韩会跟他当场吵翻!

小韩悄悄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一曼，一曼觉得这是一个有爱国心、起码有正义感的青年。

在以后的接触中，证实了这个判断。

一曼又能够下地活动的时候，开始了对这个看守的工作。

这个看守叫董宪勋。起初，一曼给他讲这讲那，特别是讲到正题儿上，讲抗日的必要性和前途的时候，他不表态但也不反感。经过时间考验，证明他也没有暗中去报告上峰。有时他还给一曼带来些纸、笔之类，供一曼在屋子里写她的抗战小说。只要是董宪勋值班，一曼尽可以放心大胆去写，一旦有什么人来，董宪勋就事先在门外咳嗽两声，或大声同来人搭话，给屋里的一曼一个信号，叫她有所准备，有所警惕。有时董宪勋看到报纸上有关日伪军围剿抗联部队，或日军哪个什么军火仓库被炸、哪一列货车被炸翻之类的消息时，就偷偷把报纸带来送给一曼看，一曼看完，在他下班之前还给他，他下班时悄悄带走。

这是一种难得的默契，是在这个年月、这个场合一种很不容易达到的心照不宣。尤其是他的这种看守警察的职业身份，尤其是在这样一种凶险的环境里。

董宪勋的变化，使一曼看到了设法摆脱敌人羁绊的一个缝隙，看到了可能逃出魔掌的一丝希望，只是看条件、等时机了。

自从董宪勋有了变化，一曼所住的市立医院第6病房2号病室开始有了快活的气息——当董宪勋值班时，一曼、小韩，还有董宪勋，可以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交谈，有时甚至会从这个病室传出三个人爽快的笑声。看守与“犯人”，护士与病人，看守、护士与“犯人”兼病人，这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协调起来，而且越变越妙，到后来这三个人简直成了一个心往一处想的小团体了。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董宪勋得到了一份外面一个抗日地下组织油印的刊物，叫《地火》，上面载有一些抗日消息、政论、诗、小说和敌情资料。他马上送给一曼看。

一曼看到上面刊有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陛下的奏折，她第一次看到这个材料，她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个奏折，可是自己的从未见到过，她认为这是日本侵华野心预谋已久的罪证，她用笔把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