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声，车轮声……已不再是出逃时魏老伯那挂大车了。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这是开赴刑场的敞篷儿的马拉的囚车。出逃时坐着大车奔向抗日游击区的情景犹如一个梦幻，而今那梦幻已经破灭，可那个梦幻带给她的少有的欢乐和希望，却在她心中永不消失。她听到被一早赶到街上看“犯人”的人群中有孩子被惊吓发出的尖厉的哭声，这哭声是那么撼人心魄！一曼听到这哭声仿佛有钢针猛地刺痛了自己的心，她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孩子，那个不宁的宁儿啊！

宁儿，宁儿，此刻你在哪里？我的苦命的孩子哟！

一幕幕不如意的、不情愿的、痛心的往事啊！

宁儿，这是一曼和丈夫达邦相爱的结晶。

那么多女伴儿都说一曼要和达邦结婚的决定太草率，可是任性的一曼做出的决定是可以更改的吗？已经相爱了，与其每日心思不宁地陷落在相恋的河谷中，不如就搬到一起，也许这样就会了结了一份心思，免得看书看不下去，干别的事情也不能够专注。

23岁的一曼同28岁的达邦在异国草草地举行了婚礼。一曼不会想到，结了婚会给她带来更多的不宁，每天繁杂的功课就够操劳的了，还要分心给这个不怎么像家的“家”。这个“家”像一个缆桩拴系着她，再不能像别的单身女生那样自由自在地去红场，去博物馆，去商店，去公园了。当时这种被当做中国革命骨干来培养的留学生，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发衣服，发鞋袜，甚至看电影、理发、洗澡等，都免费发票，此外还发少量零用钱。结婚以后，一曼和达邦每月大约可以领到15到20个卢布。一曼得计划这点钱怎么个花法，每月还要有一点结余。

结婚以后给一曼带来的最大不宁是怀了孩子，这是她和达邦都没有预先想到的事情。一个怀孕的女人还要上课，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训练，还要参加考试，还要操管虽然不很多的家务，加上她本人的原有身体素质不强，许多麻烦就找到头上来了。

当时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仅仅11年，经济上还很吃紧，各方面供应都不足。主食上尽力供给中国留学生大米、白面，副食上就差了，菜蔬奇缺，上顿下顿炖土豆，又没有多少油星儿，这对于普通学生已经属于营养跟不上了，而对于一曼这个孕妇，就更觉不足了。人们到处给她掏弄牛奶和鸡蛋，一天天下去，使她感到很不安。

医生说，严寒的莫斯科冷气候对她身体健康的恢复不利，组织上说国内需要大批干部，一曼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她找到组织递交了申请回国的报告，这么大的事情啊，她都没同达邦商量就一个人做了主，况且她已经怀孩子怀了四五个月了！

永远也忘不了那条国境线！

火车，铁轨，大风雪……离开苏联时她的身体因怀孩子已经很显了。几个一同回国的同志都扮成被革命的苏联驱逐的华侨自行捆绑起来，被人推到这边来，这样过了国境线。有人劝一曼不必这样，怀着身孕这样做太危险，让她转路乘火车回来。她坚决不干，也让别人给她捆绑起来，她也要当这个“被驱逐的华侨”。

风雪里，越过国境线，徒步走了多少里啊，同志们时不时搀扶着她，上坡，下坎，过结冰的河流……她的脸、脖领子里被雪打着，灌着，冰冷的雪融化了，化成水流到她身上，她隐隐听到肚子里孩子的动静。对于她，那是最美的时刻，最动听的音乐！再苦再累她都能顶住，都无所谓，为了革命，也为了孩子啊！

还记得生这孩子有多么艰难。地下联络点儿被破坏了。一曼变得无家可归了。孩子眼看就要落地，却找不到一处能栖身的房子。那条小巷子里的那个老太太听说她要临产，说什么也不租给她房子。“哪里怀孩子哪里去生！”多不近人情啊！可是那是当地的习俗啊，这习俗在老太太脑子里根深蒂固，怪不得她呀！亏得那位大嫂收留了一曼，否则孩子就要生到大街上了。

孩子在娘胎里就开始过上了流离的日子，就没有安宁过，难怪一曼费心思给他取了个“宁儿”的名字呢！

名字虽是“宁儿”，实际上还是不宁的啊！宁儿从婴儿起，一直随母亲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还没满月，一曼不就用自己的衣服把他裹起来奔去上海了吗?

那时候，一曼怕孩子跟自己受苦遭罪，不得安生，真想把他送人，甚至真想把他遗弃路边，好让好心的人家拣去。那一次，为了甩掉跟她上岸取船票钱的小伙计，为了不暴露地下组织的地点，不是曾把宁儿插了草标，放在地摊上佯装要卖孩子吗？亏得围了那么多人只看不买，若是真有买的，是卖还是不卖呢？舍得卖吗？不卖怎么来圆这个场？若是让人家买走，硬给抱走了，自己怎么去追回来呀？

直到离开莫斯科那天，关于孩子的问题，一曼和达邦还有争议。达邦主张安安静静在苏联把孩子生下来再走； 而一曼是急性子，说走必走，她说：“孩子可以回国生。”两个人还谈到孩子生下来怎么办的问题，一致认为最好是带在身边，但这，又是不可能的，那就只好放在别人家。达邦主张应该放在一个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