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降生一年后，一曼曾给达邦写了一封信，她没敢在信皮儿上写“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字样，那肯定会被查扣的。她只写了这个大学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巧妙地把信寄到了达邦手里。这也是他们夫妻分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联系。一曼在信里写道：“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信是用铅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曼随信给丈夫寄去了她娘俩儿的一张合影：眉清目秀的一曼，穿着短袖汗衫，怀抱着宁儿坐在一张藤椅上，她左手揽着孩子的腰，右手托握着孩子的小手，这张母子合影，透出一种暖人心身的温馨的气息。

在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她都一直带着孩子。一方面孩子离开她，她有点不放心；另一方面，有孩子也可以掩人耳目，“投亲不遇”的从乡下来的母子俩独自谋生，比一个年轻的单身女人寡居要少招惹麻烦，少招惹外界的注意。但在她生病的时候就不行了，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她读书时的伙伴、此间的战友郑秀石。托付给秀石，一曼比让自己带还放心。若不，她怎能病好了那么长时间都不去取孩子呢？孩子不在身边，她可以无忧虑地品尝一下身边没孩子拖累、甩开两手、一门心思干工作的快乐。

孩子过了周岁以后，一曼又回上海，仍在中央机关工作。她太忙，顾不上管孩子的事，也不忍心再让孩子跟她动荡奔波，就同也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达邦的妹妹、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商量，把孩子送到了武汉达邦的叔伯哥哥陈岳云家。

从此，母子音信两断绝！

在恐怖的城市，在萧条的乡村，在冰封雪冻的山林，在阴森漆黑的牢房，血与火的拚搏，夜以继日的奔波……只要有一点闲暇，一曼就想起她的儿子，她无比的想念她的宁儿，在她坚如铁石的心坎儿上，不时映出活泼可爱的宁儿的影子。

就是在昨夜，她被押解着，从哈尔滨登火车来珠河的途中，她还从看守那儿讨来纸和笔，在晃动得很厉害的车厢里，在万念俱来的时刻，给她那个牵肠挂肚的孩子，写下了绝命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

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看守们不知道她在写什么，等从赵一曼手里接过这份给儿子的遗书，都过来传看。他们犹豫了，是销毁它，还是交上去？这个即将被处决的女犯这样视死如归，叫他们十分震惊！

最后，他们还是如实地向警务厅做了报告。警务厅在《关于赵一曼逃走前后的状况以及其死》的材料上记述了这一情景，写道：“在押送的途中，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一个儿子写一遗言，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笔纸……”在这个材料中全文抄录了一曼的这份示儿遗书。

一曼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位母亲。尽管为了革命工作，她始终未能如愿地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孩子，后代，在她心中始终占有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位置！

千辛啊，万苦，流血啊，丧命，难道不全是为了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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