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想要招安郑成功

顺治九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他故意开脱郑成功的“罪过”，把郑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和多尔衮对降清后的郑芝龙“看守防范”而使“成功等疑惧”所致。福临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地方，不必赴京”。十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赞扬郑芝龙降清大功，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

@收容孙可望

顺治十四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在丧失了十几万军队之后，走投无路，仅携数百人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深为忻悦”，称赞孙可望是“识时俊杰”。他说“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优眷”。福临想以此表示其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重视蒙藏

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次年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吸取明亡教训

吸取明王朝灭亡教训，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国破身亡的悲剧。

@澄清吏治

福临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顺治十年三月，他采纳吏科给事中魏象枢的建议，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福临强调，必须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还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

@亲政时国库空空

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

@首崇满洲

福临对汉人官元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满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保护满人。他对维护满洲贵族利益的五项政令，不仅从来不予触动，反而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不许放宽逃人之令。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于十一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

@耽于逸乐

本来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廷的规矩是宫女不以汉人充当。但在太监的影响下，福临追求声色，耽于逸乐，选收汉人宫女。顺治十二年竟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免灾祸临头，纷纷嫁女而“喧阗道路”。七月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特上疏谏阻。福临览奏非常气愤，他强辩说根本无买女子之事，于是将其革职，流放尚阳堡

@该惩不惩

顺治十二年福临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嘉定三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令十天之内，全国百姓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太仓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降将李成栋率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城中无一人投降。残暴的清军忿而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之后，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嘉定又遭到两次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扬州十日

清朝顺治二年，多铎率军攻扬州城，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进行殊死抵抗，清兵付出惨重代价，三个将领、一个贝勒阵亡。由此多铎决定对汉人进行疯狂报复。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多铎纵兵屠掠，十日封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