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著书、做学问都带有哗众取宠的目的,他与女居士的交往大可只限制在精神、情感上的寄托,而不必刊印成书,弄的天下皆知。他更多的是对他人的批评,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思想观点。
世间的阳一套、阴一套世人皆知晓。晚明时期,社会风气开放,士大夫娶妾、押妓已成平常,但大都是私底下进行,没人像李贽那样弄的满城风雨;孔孟之道究竟是否是真理,世人心中也自有一套标准,也没必要像李贽那样激烈抨击。
李贽通常将所有人划到了他的对立面,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开始做主观臆断,他的两部著作取名《焚书》、《藏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两部书,并没有像他本人臆想的那样这两部书无法被后人所知晓。
李贽为了自己的理想,也过于自私,几个子女在他长年的流离颠簸中死去,当家族中不断来信催他回去纳妾继承香火的时候他毅然搬到佛堂中居住,当家中来了一个侄子声称要过继给他的时候,他又毅然剃发。他不像颜山农、何心隐那样主动背负起家族的责任,并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创建大同社会。为了减轻自己良心上的不安,李贽又提出私心说,他说道:“趋利避害,人之同心。”虽然如此,但李贽说此话时心中是惶恐的。
1588年,在女婿从家乡福建泉州写给他的信中告知了妻子黄氏的噩耗,李贽连写六首诗来表达了他的悲伤,诗中说她“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持家”。李贽在给女婿的回信中说,“夫妻四十年来未曾反目,得闻她的噩耗后,自己夜夜都梦见了她。”这个女子几十年来默默陪伴着丈夫颠覆流离,尤其是在河南的那三年,靠着吃野草过活,眼睁睁的看着二个女儿在眼前饿死,那是一种何等的悲伤。
虽然在她临死前,不断写信劝李贽回来,但李贽终是没有回来。
16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虽然封建礼教已经摇摇欲坠,但是它依然禁锢,李贽虽然言论惊骇,尤其是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非从儒家意识形态来进行,就是放在今天亦显得令人不舒服,但在那个时代,他也并没有遭受很严重的迫害,如果统计起来大概只是三次。一是在送袁宏道离开武昌,游黄鹤楼的时候遭人群殴,二是其所居住的芝佛院被冯应京纵火焚烧,三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遭到张问达的弹劾。
李贽,这个坚持自由信仰的异端分子,虽然继承了王艮学说,但他无疑公开打起了反儒大旗,在那个思想行将崩溃的年代,他扯掉了儒家思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没有人要杀掉他,也没有人要处理他,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无法原谅自己,李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言自语。他跟海瑞一样是个令人感到麻烦的人,他不懂得如何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而又能够让人们对他的学说引以为重。于无形之中发力,或者只强调结果,而不强调结果本身才是真正的高手。李贽虽然很高调,但许多时间以来,世俗也并没有对他逼迫过多,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给事中张问达才上疏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世俗自有世俗的理由,正像泰州学派的核心主张“百姓日用即道”那样,一切真理只存在于日常之中,只存在于世俗之中,除此之外,像海瑞、李贽那样的只能是一场闹剧,只是当事人不觉得而已。我们在这里重提李贽,要特别指出的是,李贽现象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市民阶层兴起之下,人们对于民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一种追求。
李贽自认为士大夫们虚伪,但他不知道自己虚伪否,李贽自认为自己离经叛道,但在别人看来只是看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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