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程途中路过太原府，皇帝住进了晋王府中，在这里他邂逅了一名名叫刘良女的歌女，传说这名女子是晋王府乐工杨腾的眷属，皇帝喜欢上了这位刘良女，并将她带回了北京。

正德十四年二月皇帝回到了阔别七个月的北京，在回程途中他大概不会郁闷，因为他带着一名心仪的女子，在皇帝巡边途中对于重要的奏章，内阁也是快马加鞭送给他批阅。

至此，皇帝跟北部边疆的那种缘分已经结束。他的理想是能像先祖那样能勇敢的踏入大漠，能跟将士一起同甘共苦。到了正德年，由于勋贵阶层的没落，皇帝对于战场的生疏，这些都使得皇帝与他的军队日益疏远，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皇帝就想带兵出征，但官员们向皇帝阐明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皇帝这才作罢。但到了正德年，朱厚照冲破文官们的羁绊，再次恢复了祖先的那种武功，对于此我们仍很难做出评判。皇帝的个人行为于国家来说作用并不大，但对于正德本人仍是要值得肯定与赞扬，他行程千里，不畏艰苦，他敢于亲临战场跟蒙古人拚杀，后世的皇帝已经不可能像正德这样了，他们都被牢固的禁锢在宫中，终身不出北京城。

另外，皇帝亲自参加的应州之战减缓了蒙古人对宣府、大同的压力，而且应州之战既不像朱棣亲征那样找不到北，也不像朱祁镇那样窝囊，完全是在皇帝的带领下双方酣畅淋漓的一场战斗。我们无法说正德皇帝有多么伟大的武功，但皇帝的敢想、敢为对于后世之君来说的确是值得他们敬仰的。

皇帝之所以巡边这么久，不愿意与文臣见面是一个原因，因为当他从边疆回来后，他又变着法的想出去，北方已经游历遍了，这回要去的是南方。

几乎就在我们这位主回到北京的同时，内阁大臣就知道他仍要出去，因为当杨廷和将朱厚照丢给他让他处理政务的敕书还给他的时候，朱厚照说，你拿着用吧，以后还有用，这就表明这位皇帝还是要出去。

不久京城就流传着皇帝要南巡的消息，这大概是朱厚照对身边的人表达了这个想法，然后由身边人走漏了出去。

去南方看看，去南京看看，去祖宗的陵墓看看，这大概也是厚照内心许久的想法，所以当他从北部边境回来的时候，他觉得是时候往南方走走了。此时帝国的南方并不平静，流民问题依然存在，刘六、刘七的余众仍在作乱，坊间又盛传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要造反，朱厚照也想亲率六师予以震慑。

大臣们对皇帝的此次南巡表现出了坚决的抵制，南方乃大明赋税重地，他们害怕皇帝在南方又搞出什么名堂，踢破了这个钱罐子。皇帝在蒙古死了还可以再立一个，钱罐子被踢破了可不好修复了。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毛澄首先上书反对，他们的这种反对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接着是科道官员，科道官员的声音依然像放屁一样。明王朝的政治有个特点，就是对江南数省的保护尤其严密，一旦这几省发生动乱影响到了明王朝的赋税，大明王朝倾时便会倒塌。此次文官们之所以要阻止皇帝南巡就是害怕皇帝到南方去搜刮、勒索引起民变。

既然普通的上书没有效果，那就要变个花样玩，自从皇帝南巡的消息出来后，所有的官员都像疯了一样。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十三日，科道官员就开始了下跪请愿活动，这在大明朝虽然是第二次，但以后这样的活动会经常发生。皇帝让内官出来劝官员们回去，言官们从早晨一直跪倒下午才散去。

而从十三号这一天，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内阁转移到低级官吏，这种转移并不是在南巡这一件事情上的转移，也不是在正德一朝的转移，而是在整个大明王朝的转移，而低级官吏与皇帝的斗争面积更大，铺天盖地而来，旷日持久，对帝国政治的伤害也更大。

皇帝与官员们已经进入僵持阶段，内阁的大学士们，六部的尚书、侍郎们仍旧保持沉默，让低级官员在前面冲。很快，上书反对南巡的低级官吏达100多人，跟那些老成持重的内阁大臣相比，这些年轻的官员说话更直截了当、毫无遮掩，他们直接向皇帝指明现在朝内朝外都是蠢蠢欲动，有的人想谋权，有的人想上位，如果皇帝继续一意孤行，到时候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正德年号在历史上也会跟建文年号一样被革除。

明王朝的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怪圈，它不再是由个别优秀的官僚把握，而是进入官僚集体掌控的阶段，遇到集体联名的事件，如果你不参与其中，就会被视为异类、甚至叛徒，进而受到同僚的排挤，从此，你的仕途也就中止了。这种政治越来越像一个紧箍咒一样，它不仅将皇帝禁锢在其中，更是将全体文官禁锢在其中。

面对着这滔滔而来的奏书，皇帝憋着一肚子火。“我上次生病，没有一个人出来问安，一旦想出去转转，你们这些人就像疯狗一样来咬我。”皇帝这样表达了他的意思。江彬这些人乘机在旁扇风点火，指出这些人都是在沽名钓誉，又说南方形势不稳，正需要皇帝出去弹压。

朱厚照命令将带头上书的几个关进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其他100多人全部在豹房外连跪五天，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