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疑心已经很重，他往往自己假设一个命题，然后把现实往这个命题上套，纵观整个嘉靖朝，皇帝基本上都是这样。

郭勋的话无疑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在他看来，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至于去找一个世袭侯爵的茬吗？事实上，皇帝的猜想的确是正确的，官员们就是利用这个案件找郭勋的茬。但郭勋却将这件事情挑明，这无疑将这个普通的白莲教案件上升到政治高度，案件最终判定的结果还要取决于双方的博弈。

皇帝下令将李福达从山西提到京城，由三法司会审。皇帝既然要替郭勋开脱，那么李福达就必须无罪，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但三法司会审的结果维持了原判，嘉靖只好将三法司的官员全部换掉，桂萼执掌刑部，张璁执掌都察院，方献夫执掌大理寺，这些都是嘉靖的人。三法司重新会审的结果完全推翻了原判，李福达跟徐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参与审判李福达的官员全部被流放或免职，受此案牵连的人达40多人。这是皇帝利用李福达一案对大礼仪中反对派官员的一次清洗，而清洗的目标放在了司法系统，空缺出来的职位也被张璁一派的官员迅速补进。

李福达一案的确是扑朔迷离，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几十年后，四川捕获一妖人，该人供称曾跟山西的一白莲教世家学习妖术，而传授法术的正是李福达之孙。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李福达家族乃是世袭的白莲教世家，但据李氏子孙的描述，李福达无论是相貌、年龄、生平都跟徐寅不符合，当年的案情的确是冤案，李福达跟徐寅根本不是同一人。

现在看来徐寅只是山西省一位逃亡的匠户，因为儿子被选为郭勋府上的侍童便跑到郭勋府上混日子，后来在街上被人认成了李福达，徐寅则以为自己作为一个逃亡的匠户被人认出来了，便跑回山西，谁知道回到山西后却被当地官府当作李福达抓了起来，当堂判死。徐寅的儿子央求郭勋救乃父，这才有了郭勋跟此案牵连的说法。我想此案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文官稀里糊涂，皇帝也是稀里糊涂，但皇帝认定官员们借此逮住郭勋不放，是为了大礼仪一事。一场莫名其妙的白莲教案件变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并导致皇帝对反对派官员的一次大清洗，这表明大礼仪后的朝局仍不平静，无论有没有这次的李福达事件，皇帝对杨廷和一派的官员都会展开清洗，此次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审理李福达一案的40多名官员为此丢掉了官职，但这并没有结束，在审理李福达一案的过程中，全国上书支持此案的100多人皆被免职，这些人涉及六部、各府、道、院，皇帝将此案作为试金石，将官员做出一次分类，然后再剔除之。

都察院、大理寺、六部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剩下还有个地方就是翰林院。明朝文官三大系统：内阁、都察院、翰林院。翰林院也名列其一，这些翰林学士们一旦发起疯来，比都察院的御史还要厉害。而在大礼仪之争中，翰林院是重灾区，左顺门事件就是翰林院的学士们搞起来的。在发生李福达案这年的冬天，张璁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张璁入阁后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翰林院，他将改组这个贵族化的小团体。

入翰林院的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是新科进士，除此之外，入阁也必须要有翰林院经历，所以这些翰林学士们有了雄傲一切的资本。当初嘉靖将张璁、桂萼弄进翰林院就是要给俩人镀金，提高他们的起点，但张璁、桂萼在翰林院遭到学子们的一致鄙视，没人愿意跟他们俩说话，人们都将他们看作无赖，甚至人们纷纷辞职以示不屑于此等人为伍。但这丝毫影响不到二人的情绪，二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张璁打破了翰林学士必须从新科进士中选拔的惯例，在京官员、地方官员都可以入翰林院，这实际上打破了他们的小圈圈。张璁还重新制定一套考核体系，将二十多名不称职翰林学士调往地方，同时从大理寺和地方选派官员充入翰林院，张璁通过这种方式对翰林院来了次大换血，在张璁的猛攻下，又一个中枢机构倒下了。

张璁对于翰林院的改组一方面打击了政敌，另一方面打破了翰林院这个小团体，破除了结党的问题。都察院、大理寺、六部、翰林院都得到了整顿，剩下的就是内阁，果然张璁在整顿完了翰林院之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内阁。

此时的内阁首辅是费宏，费仍然是杨廷和这个系统的人，以张璁的资历若想取而代之，仍是不可能，张璁想到了一个人——杨一清。此刻杨一清还在陕西任他的三边总制，杨一清已经成了帝国资格最老的人，重要的是他还是张璁一党的人。张璁、桂萼开始活动让杨一清接替首辅的位置，嘉靖本人对费宏并无意见，但在张璁、桂萼的轮番攻击下，费宏于1528年致仕，杨一清成了帝国的首辅。

一个早已退休多年在家的官宦，一个本应安享晚年的官宦，此刻却在张璁的安排下不仅重掌兵权，而且还成了首辅。明代就是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可能会中进士，但几年后可能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官场，从此不再踏入仕途；五十岁的人也会中进士，并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辉煌。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