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起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任何人的辉煌都是一段时间，成名太早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的张璁俨然成了权臣，虽然内阁首辅是杨一清，但实际说话的是他，这都是隐藏在幕后那个人在支持。他在一旁冷静的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他明白既不能使一方力量过强，也不能使另一方力量过弱。

大礼仪之争早已变了味，它已经成了双方的权力之争，张璁一伙已经陷入疯狂，他们不惜一切清除异议人士。嘉靖为了掌握权力，在张璁、桂萼的帮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替换旧的官僚，我们的王朝似乎在永乐之后重回专制，但时代已经不同，无论皇帝此时多么试图控制权力，但始终是力不从心。张璁也由于跟皇帝保持合作而被视为奸臣，我们的儒家历史观认为跟皇帝保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为群众跟领导的矛盾是永恒的，跟领导合作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损害，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

嘉靖元年到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是如此类似。洪武三年李善长致仕，近三十年后朱元璋还是不愿意放过他，终是在自己临死前一年将其赐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擅权不满，但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对于嘉靖和他的跟随者来说，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总结，那个杨廷和虽然已离开朝堂，但还没有明确他的罪名。在一般人看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赶尽杀绝，或许人们得出国人残忍的结论，但政治讲究的是明正言顺，这才是我们的政治斗争看起来那么残酷的原因。

最终的矛头还是要指向那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辅，而此次对这位首辅的再次发难却是从遥远的西部边陲开始的。

哈密是我们这个帝国西部最遥远的边镇，位于新疆境内。历史进入宋代，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加之后来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丝绸之路就这样没落了，帝国对于西部再也发生不起兴趣。哈密对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迎送西域来的使节，另外对西域诸国起到震慑作用。明初哈密控制在蒙古贵族手里，因为蒙古人阻挡西域的朝贡使节，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发兵攻破哈密城，后来朱元璋封蒙古人为哈密王，承担为帝国守卫边陲的义务。

哈密过于遥远，帝国对于它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从成化年间起，明廷就跟吐鲁番围绕哈密展开反复争夺，到了正德年间，帝国已经疲惫了，对这个西部边陲小镇失去了兴趣。

成化年间的王越、弘治年间的马文升都是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但马文升致仕后，正德皇帝对哈密失去了兴趣。杨廷和担任首辅后，重新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嘉靖年间，哈密仍然控制在吐鲁番手里，而此时的吐鲁番首领是一个叫满速儿的人。陈九畴是杨廷和任用的甘肃巡抚，在吐鲁番、哈密问题上，陈九畴遵循了杨廷和的政策，从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肃地方跟哈密之间不断开战。1523年，陈九畴在上报朝廷的战报中宣称满速儿已经被他打死了，但此时的朝廷正陷入礼仪之争中，对于哈密问题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一个外藩首领的生亡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但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个首领还活着，事情就不一样了。

人们普遍认为陈九畴虚报战功，更为重要的是陈九畴是杨廷和的人，到了此时哈密问题终于引起了帝国的关注，因为它跟李福达一案一样，又是巧妙的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为肃清政敌的工具。

陈九畴被免职，发配边疆，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被免职，一些低级官员刚刚踏入仕途就此失去仕途，在这场已经持续9年的大礼仪斗争中，没有人知道皇帝究竟要走多远。我们的皇帝已经日益偏激起来，他是一个牙眦必报的人，显得有些孩子气，少了君主的气魄。

虽然此次哈密事件并没有追究杨廷和，但随后朝堂上对于哈密的存废的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那些仍然支持杨廷和的官员认为应该发兵夺回哈密，张璁一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将哈密交到吐鲁番手里，然后通过与吐鲁番互贡来换取吐鲁番对大明的朝贡，对于他们来说蒙古人镇守哈密和吐鲁番人镇守哈密并无本质区别。此时，大明朝这块昔日的边陲已无人关心它的生死，它对于帝国来说已经成了无关痛痒的东西，张璁一派对它的看法并不是内心真实的看法，只是为了与杨廷和的对哈政策以示区别而已。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已经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哈密最终的失去表面上看是因为嘉靖朝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但深层的原因乃是哈密已经处于帝国控制范围之外，控制的成本大于收益。

到了此时，关于大礼仪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皇帝需要对前阶段的战果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嘉靖七年（1528年），《明伦大典》编纂而成，《大典》共分六卷，详细记载了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群臣所上的奏书，并对伦理问题重新进行了强调。鉴于很多人对于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了解，以至于产生误解，所以《明伦大典》也起到正人心、靖浮言、明臣职的功效，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