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他开始向着太子之位迈出了艰难一步，但皇帝对长子的学习并不重视。按规制，先生授完课后应该赏一顿酒饭，但给常洛授课的先生需要自带饭食，而且连笔墨都要自备，过去打赏的钱也没有了，每年三十两银子的薪水，比民间的私塾先生还低，而且还要步行数里去上课。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朱常洛自然是备加珍惜，他认真听讲，不像他的先祖正德皇帝那样不耐烦。

朱常洛既已出阁读书，那么册立为太子的事情则已经是箭在弦上。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从小臣开始又启动了一轮政治运动，并波及到内阁阁臣，这次政治请愿除了要求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外，还要求皇长子尽快大婚。

到了万历二十八年，从小臣到阁臣，再到勋贵、驸马一起上疏神宗皇帝要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并进行大婚，到了此时，皇帝的固执早已经遥遥欲坠。但到了这年的秋天，朝中又流传一个耸人听闻的大事件，有人说皇帝之所以对立太子之事拖而不办就是想等皇后死掉，然后立郑贵妃为后，从而解决朱常洵的嫡长子身份问题。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宪法上来讲即便皇后死掉，继承皇后之位的也应该是生下长子的王恭妃，另外，即便是郑氏成为皇后，他的儿子也不具备嫡长子的身份，因为嫡长子讲究的是原配，无论从宪法的哪一条看，朱常洵都没有皇位继承权。但是皇帝以此为借口，又暂停朱常洛的册封礼。

万历二十九年，在内阁首辅赵志皋和内阁次辅沈一贯几次硬顶的情况下，皇帝终于最后妥协。在历经十五年纷纷扰扰的中外压力下，万历皇帝终于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举行加冠仪式和大婚礼，三礼仪式结束后，皇帝还专门派人通知早已致仕的申时行、王锡爵，感谢他们在立储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也许到了这一刻，神宗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为了一个女人，他疲倦了。

虽然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本之争的结束，在朱常洵仍旧滞留京城的情况下，关于皇位继承问题依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炒作，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朱常洵就藩洛阳才彻底结束，那么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上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奏疏算起，一直困扰了帝国近三十年。

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耕帝国，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激荡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权力的平稳过渡，因为这样才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当来自西部那个强大的民族灭掉了辉煌一世的商王朝时，我们这个民族彻底告别了渔猎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农耕时代。为了统治那些蛮荒没有经过开发的土地，周王朝实行了分封制，为了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又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机构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稳定性，从而使周代延续了八百年。周代制定了礼乐制度，使我们这个民族开始懂得脸耻，也体面起来，同时，嫡长子继承制更是深入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因为它只需要一种利益的分配规则，通过减少利益参与者的数量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正像我前面所讲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选优，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这场国本斗争中，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他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万历年间的这场斗争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了维护这种原则而努力的官僚，特别是要感谢申时行和王锡爵这两位首辅，尤其是王锡爵，如果不是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的硬顶，皇长子就不会出阁读书，而皇长子的出阁读书正是向皇储迈出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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