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奏疏将罗大纮流放边疆，申时行也上疏补救，皇帝的处罚和申时行的行为在帝国引起了激愤，人们纷纷将矛头对准申时行。很快，这种攻击的矛头由申时行本人转移到全体内阁大臣，这些低级文官得出的结论是内阁大臣在立储问题上集体跟皇帝合谋，背叛了全体臣僚。

这个罪名是令人可怕的，在内阁三辅王锡爵已经辞职的情况下，内阁首辅申时行和内阁次辅许国也被迫致仕，此时的内阁只剩下礼部侍郎，四辅王家屏。

在申时行和许国辞职后，皇帝将赵志皋、张位补进了内阁。万历二十年的形势更加艰难，在申时行离去后，内阁再也不敢再跟皇帝保持一致，即便在立储问题上皇帝屈服了群臣，在其他事项上也不会换取文官的合作，所以关于国本斗争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儒家伦法原则，而是皇权政治跟文官政治的较量问题，不管皇帝与文官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从万历二十年开始斗争更加激烈化，元月份，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要求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皇帝将李献可的奏疏下到内阁，让王家屏开票处罚，哪知道却被王家屏原封不动的驳了回来，而且还附上了王家屏自己要求皇长子预教的奏疏。

皇帝依然不依不饶，坚决要处罚李献可，科道言官一共十几人纷纷上疏，他们都遭到罢免或杖责，在这种情况下首辅王家屏于三月份致仕。

王家屏既去，老迈的赵志皋成了首辅，神宗看他那个样子也很为难，便将王锡爵又召了回来。王锡爵回到朝堂后立即上疏要求皇帝册立东宫，皇帝却让一名内侍在深夜来到王锡爵的府上带来了皇帝的密函。

皇帝在密信中写道：“立储规则为立嫡不立庶，现在皇后还年轻，万一将来皇后又生子，到时候该如何安置？所以朕的意思是将常洛、常洵、常浩三子一并封王，等数年后皇后再无男嗣，再行册立，卿就按照朕的意思拟一票来。”

王锡爵看完这道密函后，犯起难来，这很明显是皇帝又在演戏。皇帝想通过三王并封来消除皇长子与皇幼子在身份上的差别，然后再从中捣鬼。

如果不顺从皇帝的意思，内阁的工作也不好开展，如果顺从皇帝的意思，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王锡爵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给皇帝拟了两票，要么让皇长子认皇后为母，这样可以解决皇长子的嫡长子身份，或者将三个皇子实行三王并封，但同时对何时册立东宫定下一个时间表。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就在王锡爵刚刚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宗突然发出三王并封的旨意，并说日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群臣等了几年，不仅没等到册立皇长子的旨意，反而等来了三王并封，顿时有了被欺骗感觉，群臣纷纷指责皇帝言而无信。

光禄寺丞朱维京说“待中宫生嫡”向来无此成制，刑科给事中王如坚的措辞更加尖锐，他直接质问万历皇帝，“你将立储问题从十四年推到十八年，从十八年推到十九年，现在又推到二十一年，我们还不容易等到二十一年，却来个三王并封，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让人如何信服？神宗接到王如坚的上疏气的浑身发抖。

礼部接到三王并封的旨意也打了个太极拳，礼部提出册封太子礼和三王并封同时举行，对于此议，神宗根本不理睬。群臣纷纷涌入内阁质问王锡爵，双方开始破口大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锡爵被迫收回这两张票拟，但皇帝那里并不屈服，万历绝望的对王锡爵说道：“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若自认错，置朕何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这位皇帝屈辱的低下了他的头颅。

这是文官政治的胜利，这是帝国士大夫们的胜利，为了我们的华夏伦理，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他们前仆后继，不惜丢掉生命与官职，士大夫们的不屈不饶精神坚守了我们的道德底线，也正是他们的力拼才维护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17世纪的时候，儒家思想的链条越牢牢拴在了每个人的脖子上，而且越来越紧，在那个波涛汹涌的万历时代，高端的政治脉络已经跟这个时代脱节。

万历虽然取消了三王并封的旨意，但他还是以没有嫡长子为由，要求再缓两三年立储。文官中立刻又有人跳出来质问道：“你整天不跟皇后同房，如何能来嫡长子？”

万历连忙解释道：“去年冬天皇后身体染恙，朕已经看过了。”皇帝也知道此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这年的冬天皇帝和王锡爵进行了第一次见面，自从这位首辅上任以来，皇帝才第一次召见他。王锡爵还是老生常谈，皇帝自然很厌烦。回去后，王锡爵上了一道奏疏，他说道如果久不立太子，外间就认为是郑贵妃在搞鬼，为了消除郑贵妃的嫌疑，皇上也应该立刻立储。

王锡爵这一招的确狠，他直接击中了皇帝的那个敏感部位，皇帝之所以一再强调郑贵妃也是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就是因为他害怕外界对贵妃有什么非议，真是害怕什么来什么，王锡爵的话引起了皇帝的不安，他只好先答应万历二十二年让皇长子出阁读书。

虽然朱常洛能够出阁读书了，虽